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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彭祖文化初探
  •     江泽民主席指出:“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传流的文明。黄帝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源头文化。彭祖是黄帝第六代孙陆终之第三子,也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上古贤哲、养生大家、烹饪祖师爷、气功大师、“老寿星”光辉象征。可以说,彭祖文化是黄帝文化的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彭祖又是武夷山的开山鼻祖,因而彭祖文化可说是武夷山源头文化。现今,武夷山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我国又成了“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世界各国已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解决好“尊老、养老、健老”已成了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迫切需求。因此开发、研究、保护和利用武夷山彭祖文化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武夷山历史沿革与其彭祖文化特色
     
         历史是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文化又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它标志着人与自然和人自身“顺”与“逆”的双重关系,具有本体和功能双重属性,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性状。根据史料、传说及近年来考古界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彭祖曾在武夷山生活过,并且在武夷山所传播和造就的中华文化十分丰富,具有突出的“天人合一”及熔“儒释道医”文化于一炉的显著特色。西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述,彭祖原叫篯铿,后因他被尧受封于大彭之后,才改称彭铿。约在商武丁四十三年(查我国“九五”科研最新成果“夏商周年表”,应为商后期公元前1208年)灭大彭之后,彭祖及其后裔是在逃亡的“逆境”中来到武夷山隐居开发的。据道光《武夷山志》说:彭祖“商贤大夫,即所谓老彭,隐居是山,善养生术,寿七百七十岁。子二,曰武,曰夷,同居于此。或曰:山因是得名。”笔者也看到,建瓯市迪口镇霞溪村彭氏家谱记载:“朱子注曰:孔圣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商之贤大夫也。居武夷山,茹芝饮瀑,后仙去。幔亭峰下有彭祖旧庐故址,初曰云龙道院,又曰一水草庐。生子二:曰武曰夷,仙山以是名,载武夷志。”更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在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期的许多实物以及在湖南、湖北和河南境内原楚国辖地,相继出土大批战国时代最原始的历史文献竹简,这给武夷山彭祖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其一、在武夷山脉下的三明市万寿岩发现距今18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不仅是福建史前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和国内罕见的重要史前遗存,而且使两岸考古学家有了共识:台湾长滨文化源自大陆。为闽台史前文化同根同源提供了新证据(《福建日报》2000年12日1日)。其二、在武夷山腹地黄泥山遗址采集到了石制品,属砾石石器,年代约在三至五万年。这标志着武夷山旧石器时代考古实现了零的突破,把武夷山的历史由原来三、四千年提前到三、五万年,从而大大丰富了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福建日报》2001年3月16日)。其三、过去我国历史都把黄帝活动与黄帝文化的范围囿于北方,现在发现在5000年前黄帝曾经在浙江永康的石城山生活过,并以石城山为中心,足迹遍及浙江金华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广东鼎湖山等地,在中国南方撒播了华夏文明的种子(《闽北日报》2002年2月20日)。其四、考古新发现的大批战国竹简中具有重要的考古参考价值的《彭祖》、《周易》、《孔子诗论》、《老子》、《乐记》等等简本,为武夷山彭祖文化及其关联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更加有力的佐证(《福建日报》2002年3月12日)。史实表明,彭祖确有其人,并非神话中的虚构人物;彭祖确实在武夷山隐居过,并非某种功利的牵强附会;武夷山彭祖文化确系十分丰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面而深入地发掘抢救而已。那么,武夷山彭祖文化内容应侧重那些?主要包括:彭祖学说(含养生学、慑养术、服气术、心医术、房中术、烹饪术等)、姓氏、身世、功绩、地位、遗迹以及它与黄帝文化、儒释道医文化、楚文化、闽越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二、文肇朱熹发祥地与功彪彭祖水山茶
     
       “文肇朱熹,其间曾寓千年儒释道;功彪彭祖,此地长铭万古水山茶。”(《闽联苑》“颂武夷‘双世遗’联”)当代学者蔡尚思也赞叹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比彭祖晚二千多年的儒教创始人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意思说,阐述而不创作,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里与老彭相比。从孔圣同彭祖相比,可见彭祖在孔圣心目中的位置;从孔圣尚不敢公开同彭祖相比,可见当时彭祖形象的光辉和影响的巨大。朱熹素来被称“三代之下的孔子”的一代名儒,在他71岁生涯中,就有50年在武夷山度过的。14岁的朱熹奉母迁居武夷山武夫里(现五夫镇),投奔其父生前好友抗金名将刘子羽,从小深受民族正气、爱国情操和道德文章的熏陶。54岁那年,他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创建了武夷精舍,广收门生,聚众讲学,弘扬了武夷山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公元1177年在武夷冲佑道观期间,朱熹完成了理学代表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这两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在他影响下,宋元二代先后有43位著名学者来武夷山创办书院,传播朱子理学(闽学)。从宋代至清代700余年间,朱子理学(闽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其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美诸国。清朝学者全祖望认为:“两宋诸儒,门庭路径半出于佛老。”(《题真西山集》)这就是说,朱子理学(闽学)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儒释道长期斗争,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这在战国竹简《老子》篇也得到证实:儒道并非对立、势若水火,而本是同根生。因此,研究朱子学(闽学)就应该寻根朔源,紧密与挖掘、保护、利用武夷山彭祖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彭祖“述而不作”,弟子所编篡《彭祖经》早已失传,其学术观点大多散见于诸子百家的著述,因而武夷山彭祖文化要侧重从儒释道医等著述中去挖掘。
    三、道教“天人合一”与现代生态文明
        武夷山不仅是朱子理学(闽学)的发祥地,而且也是道教、佛教的名山名流;既是“天然植物园”,也是“动物的天堂”。在这里,是自然与人文得到完美地结合。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在考察评估验收后,赞叹不已。现代生态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力就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以便人类与自然在高度和谐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运作、可持续发展和价值最大化的能力或趋向。所谓生态经济,是指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具有生态环保实质,既要安全、节能、低耗、无公害、不损害生态环境和人生健康,又要有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吃祖宗饭,断子孙生路”。生态文明则是一种存在状态,它将必定取代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文明”。显然,这与几千年前的中国道教“天人合一”的理念何其相似。
    彭祖和老子(李耳)都以养生为追求目标,世人也多以“彭聃”并称,且彭祖先于老子千余年,因而彭祖之道为道家学派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彭祖也被世人称之为道家学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古代武夷山道教宫观星罗棋布,尤以万年宫、天游观、和阳道院为最盛。它山灵水异,是名副其实的洞天仙府,被道教典籍《洞天福地记》列为全国“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早在西汉时,汉武帝慕名遣使来到武夷山寻求长生不老,求神拜仙,祭祀武夷君,并在彭祖旧庐故址幔亭峰左留下汉祀台,从此武夷山名山文化声震天下。史料记载,彭祖在回答采女问时表白:“我不愿做仙人,要做道人。学道,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可以建家庭,可以做官,能抵抗邪气侵袭,不为世俗所累。精通道术,可以长生不老。”由此可见,彭祖养生长寿的办法就是学道,就是不使身体和心理诸方面受到伤害,关键在于“天人合一”。
    四、儒释道医汇合与生态环保伦理调摄
     
        佛教是舶来品。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武夷山佛教兴于唐朝和五代之时,那时共有寺庙54座,发展至宋、明、清达到近200座,呈几何级数状增长。武夷山建造寺庙最早者当属唐朝“作邑彭氏三丈”,而最有气派、香火最旺的,当数位于风景区中心山北的天心永乐禅寺。更有趣的是,在风景如画、名胜古迹遍布的五夫镇东南方山麓下,中间矗立着尊供继承彭祖遗志、开发武夷山的彭迁公婆塑像的《彭氏宗祠》;左侧紧紧靠着它的是彭氏所兴建的大兴寺,且宗祠与寺庙相邻相通;右边不远处则有座风格别致的宋代建筑物,那里就是闻名于世的一代名儒朱熹生活、求学、讲学和著作的紫阳书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彭氏宗祠》在中间,佛家、儒家靠两边的三点一线排列组合。是创业者精心设计呢,还是巧合?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今人编释的《养生十大名著精解》被称之为“披露黄帝圣人养生之秘诀、精解儒释道医调摄之大法”。研究认为,在佛教教义中也确实存在着系统的善待生态环境思想和重视生物生存权的环境伦理。它包含了许多出色的环境伦理素养,其中尤以五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最为突出。“不杀生”是五戒中的第一戒,相当于“十善”中的第一善“不杀”。意指要对一切生命的尊重而体现的大爱,包括制止人类相互之间的残杀及对其他动物的伤害。我国佛教以“五戒”来对应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把不杀、不盗、不淫相对于“仁、义、礼”;把“放生观”看成与儒家传统孝道文化相一致,从而在武夷山形成了一种保护野生动物的佛教文化影响。佛教“布施”,则是一种“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的福乐,来成就别人的福乐”的善行。因而佛经总是积极鼓励信徒身体力行地参加种树造林,即布施之一的“福田”,并保护林中的一切。森林是生态环境的主体,武夷山有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应当说与佛教的善行不无关系。
    五、善良胜过不老药与养生延年益寿术
     
         说彭祖是“老寿星”,是因为他活了八百岁。对此,古人是笃信不移的。但从现在认识来看,这是难以置信的。历史学认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研究只能放在当时背景情况下来考察和考证。据现有史料有关彭祖寿命研究至少有如下几点可供参考:其一、作为史料类别之一的民间传说,并非凭空产生,它往往是反映老百姓对某人的敬仰和崇拜,甚至给予神化,这在古今中外都并不少见。彭祖为人善良,深得老百姓崇敬,再加“八百”是个吉祥整数,其中可能蕴藏着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的良好愿望。因为他太善良了,人们唯恐他逝去,因为他赋于人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人们便报之以寿比南山的祝福。其二、按古历法的《颛顼历》一回归年(相当于现一个季度)计算,彭祖800岁(或770岁)就相当于现200岁;另外以当时四川彭山江口等地所流传的60花甲日(现为60天)为一年计算,那么彭祖800岁,就相当于现139岁(见《世彭会讯》第二期第6页)。既然彭祖是个养生大家,他比一般人寿命总会长些,况且如今百岁以上老人也并不罕见。其三、现今谁也说不清彭祖仙逝何时、身葬何处?但全国确实发现至少有彭祖墓四处:徐州古彭城内东北角一处、四川省彭山县仙女山一处、浙江省临安县百江岭下一处、福建武夷山幔亭峰下一处。这既令人费解,又似乎符合情理。因为商武丁年间灭大彭后,彭祖及其后裔定会带着祖先遗骸西迁、南移(楚移民有此习俗),有可能分别埋葬多个地方。其四、清代严可均则提出自己的见解,说彭祖八百岁并不是一个人的寿命,而是彭祖之国的寿数,是彭祖姓氏国若干代首领寿命的总和。上述观点虽有不同,但彭祖养生得法,是个“老寿星”却是完全相同的。随着考古科技发展和古墓发掘,我相信不久将来定会水落石出。
       作为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彭祖养生之道,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医疗保健的学问。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比较恶劣。他们既要尽量适应这种环境,又要努力改善这种环境。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虽说适应与改善都十分重要,但在某种程度上说,适应客观环境不能不放在重要位置,甚至于不适应就谈不上改善。过于强调所谓“改善”,造成自然与人的严重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现代人不如古代人之处。为了生存和发展,彭祖从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养生保健防治方法,并着眼于人的健康长寿,将这些方法搜集、归纳、整理,以昭示后人。虽说彭祖医学没能单独形成体系,但历代医术名著中却都零散地保存着彭祖医学内容。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简中,保存有医书《十问·六问》就是记载彭祖回答王子乔父有关养生保健内容。在《庄子·大宗师》、《荀子·修身篇》、《列子》、《淮南子》、《吕氏春秋》、《道藏》、《养性延命录》等等古典籍中,以及在武夷山景区村落普遍应用中医草药,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反映着彭祖养生保健和疾病防治的科技知识。养生保健防治之道滥觞于彭祖,从这点上说,彭祖又可称之为中华民族养生保健防治之祖。
    六、彭祖房中术与民族繁衍保健性科学
     
       传说彭祖娶了四十九位妻子,生了五十四个儿子。然而,先后四十九次丧偶,儿子又都先后去世,子孙成群,俨然成了大家族。但他自己却依然健康长寿,这完全得益于他的养生保健防治之道。彭祖房中术包括性保健、性医药等内容,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从延年益寿的角度指导人们进行性生活的性科学。在彭祖看来,男女交接既是非常必要,也是很正常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交接。他倡导交接适时、交接有度、交接戒暴、交接戒滥等技术,这对于医药卫生如此进步的今天,也还是有其指导意义。应当说,我国古代对性生活及其保健早就十分重视,甚至把它放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焉。”(《礼记·礼运》)——人的生存生活繁衍必不可少的重要位置。彭祖房中术曾对民族保健和民族繁衍起过重大作用,因此单纯把房事看作追求享乐是不公正的。由于长期受封建伦理桎梏的束缚,从汉代以来房中术从人们的正常保健生活中逐渐消失,开始了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的性历史。尤其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盛行,几乎视性生活为洪水猛兽,大大禁锢了人们的生理需求,造成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特别是妇女的疾病痛苦,可谓愚昧之极。从此以后,有关房中的文献资料在国内濒于灭绝。所幸的是,我国很多文献流传海外,受到重视,并得到整理。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就保存了不少彭祖关于房中的言论。这种古代中国的“出口”,千年转为“内销”的现象,实是令人深思。由于朱子理学在武夷山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武夷山不能不深受其负面影响,因此在今天开展性卫生保健教育中,必须严格划清彭祖房中术与封建伤天害理的性残害和乱伦缺德的“性自由”“性解放”的界限。
     
    七、厨行的祖师爷与饮食文化的大飞跃
     
       彭祖作为烹调的创始人,早就受到我国历代厨师们的尊敬。厨行奉篯铿为祖师爷,顶礼膜拜,代代相传。战国楚人伟大诗人屈原《楚辞·天问》诗曰:“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在这里诗人对古往今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疑问,希望给予解答。众所周知,远古时代人们生活生存同自然界休戚相关,面临着禽兽、疾病和水患等严重威胁,生存尚且难说,发展就更成问题。彭祖烹饪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如果燧人氏钻木取火改变了古人茹毛饮血的状况,从而使人们饮食完成了由生到熟进步的话,那么彭祖调和滋味,则把人的饮食由熟到精大大推进一步,完成了动物饮食到人的饮食的大飞跃。无疑这种调味之食对促进人的食欲,增加人的营养,改善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人的身体健康了,就会增强同野兽、同疾病、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崇尚绿色食品,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作为“双世遗”武夷山人的传家宝。总之,饮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饮食文化。可以说,无饮食即无人类。
    八、武夷山彭祖文化与其它中华古文化
     
       《史记·楚世家》指明:“篯姓,楚其后也。”由此可见,楚人就是彭祖的后裔。因而史文公在撰写《史记》时,总是把彭祖及其后裔史迹,归到“楚世家”篇就不难理解了。史料记述,楚人项羽靠强大实力,自立为西楚霸王,管辖王梁、楚地九郡,建都彭城。彭城者,即古徐州;西楚者,乃彭城别称。自项羽定都彭城后,就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楚汉战争的序幕,战事历时五年,终因项羽兵败乌江,彭城归汉。楚亡后,楚人先后从北方南迁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后续的港澳台、东南亚等地。福建连城客家有《迁徙诗》云:“楚歌哀哀,天下归汉。赐项以刘,斩根除蔓。……行过武夷,山高水寒。官兵趋至,火明刀暗。人众惶惶,顷刻走散。老媪幼仔,堕崖落涧。……”由此可见,彭祖后裔楚人南迁,不仅经历了千辛万苦、悲惨遭遇,而且带来了如同《诗经》、《楚辞》那样极其丰富的楚文化。《史记·淮阴侯列传》又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邳县)。”这就表明,称谓楚人理应包括下邳人在内。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平定南越之后,陈兵闽越。楚人余善在武夷山建立闽越国率兵拒汉,与汉军激战,终因王族内讧,闽越王余善被诱杀,举国投降,闽越国遂成历史陈迹。但楚人的民族魂、爱国情永世犹存。现已发现,武夷山闽越王城占地48万平方米,是中国江南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城,在创建选址、建筑手段和风格上独树一帜,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有大量珍贵文物,如:陶器、陶建材、文字瓦当、铁器、青铜器等等,分别代表当时中国文明最高水平,为研究武夷山彭祖文化提供更多更有力的佐证。
       何谓客家,就是指从北方南迁的汉民族,也可以说就是汉族的移民。但客家的认定较为复杂,既要看是否汉移民,还应看家谱、族谱、信仰文化、习惯方言等等。一部客家迁徙史,几乎浓缩了客家的全部奋斗史。任何一支客家离开北方故土南下,不是为保全种群、躲避灭国灭族的战祸,就是精忠大义、不甘心于异族的统治,或是逃避血腥的政治追杀,从本质上讲都是“逆势”中的无奈选择。这就决定了客家人在放弃了故土被迫进入深山之后,并没有同时放弃自己的精神、理想和抱负,无论求学经商从政从军,无不勤奋苦斗,务求出人头地成功发达。而深存于他们胸中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建功立业之志却超出于任何族群之上,这就使得他们和任何一个族群相比,先天地占有了夺取成功的优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每逢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客家人总是站在前面;为什么在各行各业耀眼的成功中有那么多客家人。笔者认为,不论是从祖籍、谱系、堂号、郡望,还是从语言习惯、信仰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由北迁南的彭祖后裔均属客家族,由北带到南的黄帝文化、彭祖文化、楚文化、闽越文化和客家文化都是同源同根的文化。因此研究武夷山彭祖文化就要与研究黄帝文化、楚文化、闽越文化和客家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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