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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溪州彭氏家族
  •     湘西古属溪州,2010年,湘西古溪州老司城列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引起世人关注。老司城主人翁彭仕愁家族统治湘西818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九朝,史跨中国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

      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羁縻”思想并实践于行政制度的是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下诏书,其中有:“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缰绳。显然,唐朝统治者已具有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羁縻”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记载,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中国以国家政治制度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元朝。土司制度完全形成、正式开始是在元代。元王朝时,实行“参用汉人”为官。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任用官职的土司制度,已成为一种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二者相同点在于,社会背景相同,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统治者,都是奴隶主或农奴主;管理模式相同,宽柔相济,恩威并用。目的相同,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封建王朝,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终极目的。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认识观念不同,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禽兽,蛮夷不可教化,运用管理禽兽的办法,牵上牛鼻绳,套上马笼头。元朝统治者则把少数民族当作“吾民”。管理体系不同,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中另立的一种体系,元朝则将土官、土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一的职官体系,土官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土司制度成为一种新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行政建制与职官称呼不同。羁縻制度下,行政建制基本采用郡、县制,职官称为刺史、县令。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行政建制改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当“司”成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且由本地土酋所职掌,“土司”不仅成为这些专设的行政建制的统称,也成为这些行政建制各级主要持掌者的通称。  

      二、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溪州彭氏家族表现之比较  

      一是管理范围缩小。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溪州彭氏家族管辖的范围大为缩小;二是税赋上贡增加。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彭氏税赋上贡明显增加;三是军队由不征到调征。羁縻时期,彭氏土兵基本不征调,有溪州铜柱铭文为证:“本都兵士,亦不抽差。”土司时期,中央王朝不仅征调彭氏土兵,而且征调十分频繁,几乎参加国家用兵的各个方面,包括“御边、征蛮、征贼”。以明朝为例,永顺土兵被征调进行大小战役近60次,足迹北到辽东,东至浙江沿海,南抵广西,西达川陕。特别著名的是彭氏土兵三次抗倭出兵,荣称“东南战功第一”。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这一年中央王朝就4次征调永顺土兵进行军事战争。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更为密切。总体说,羁縻制度改善了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特别是溪州之战后。土司制度实施后,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在与中央王朝战争大为减少。五是与周边土司摩擦增多。土司制度较之羁縻制度时期,土司与周边的摩擦明显增多。一因朝廷政策,中央王朝为削弱边疆少数民族势力,采取“以蛮治蛮”政策,促使“蛮蛮”互斗。二因争夺资源,中央王朝奉行纳贡与馈赠,朝贡越勤越多回馈越多,回馈包括金钱、布盐、绸缎等物质利益,更包括封官赠袍等政治利益,促使邻近地方土司为争夺朝贡资源,不惜互动干戈。三因争夺地盘,永顺土司于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令九道水千总王戴千,百总王戴贵统兵千,侵犯上峒长官司城之官坝,燕子岩等地。四因抢夺财产,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五为抢夺政权。六是封闭状态被打破。时至土司时期,羁縻时期的“蛮不出峒,汉不入蛮”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元朝前,彭氏统治的古溪州尚无学校,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皇帝诏谕:“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创建“若云书院”,从溪州之外请来教师为其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   

      三、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彭氏家族表现的启示 

      启示之一,羁縻与土司,相联亦相别。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综上可见,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是有区别的两种古代行政管理制度。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羁縻制度产生于中古时代的少数民族反抗与斗争中,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土司制度产生于羁縻制度运行数百年后的实践总结,时遇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背景,从而使元朝产生土司制度成为可能。从溪州彭氏家族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中的表现看,两种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我们研究土司制度时,如果简单地把羁縻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等同,甚至认为羁縻制度就是土司制度,不仅混淆了两种制度,忽视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的特殊性,还会带来一些概念上的模糊,诸如“湘西土司八百年”之类的误说常见于书刊、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又有内在的联系,土司制度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完善。     

      启示之二,顺应潮流,适者生存,上演历史大剧。制度改革是统治者缓解矛盾的重要举措,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碰撞,是集团利益的调整。谁能顺应潮流,摆正利益,谁就有生存空间。彭氏家族每当遇到这种利益调整时,都能敏锐觉察,适度把握,见好即收,在三次重大制度改革中,扮演了重大历史角色。羁縻时期的“溪州之战”,创造了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将羁縻制度演绎到极致。土司时期,奉旨抗倭,大溃日寇荣耀“东南战功第一”。改土归流,主动献土,不仅免遭流放,还得皇帝诏谕,赐官赏银,安置江西祖籍。 

      启示之三,入乡随俗,开怀纳众,造就民族之源。彭氏家族统治湘西800多年,是与其入乡随俗,开怀纳众的品格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彭氏家族征服了本土蛮头,而本土文化征服了彭氏家族。彭氏家族来溪州后,穿的是当地衣,讲的是当地话,民间流传着土司王不会讲汉话的故事,不几代,便成为地道溪州人。 

      启示之四,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胜利之本。彭氏家族任溪州刺史期间,溪州仅万余人口,为何彭氏敢与5000兵马的楚兵作战?原因在于彭氏有一支兵民合一的“土兵”,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事耕凿。旗是寓兵于农的军政合一组织,随时可以征调。凭借这支土兵,彭氏家族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得“东南战功第一”的抗倭三杰彭翼南、彭明辅、彭荩臣,人人加功晋级。56次奉调出征,由于土兵作战勇敢,朝廷均给予彭氏土司加倍赏赐。彭氏家族的“兵民合一”与当今的“人民战争”虽有本质区别,却不无启发意义

     

         彭氏湘西土司王朝八百年

        湘西土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彭瑊为溪州刺史开始经营世代基业。五代晋天福五年(937)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立溪州铜柱铭誓起,以彭氏为首,据有湘西南北两江(沅水自辰溪以上,包括各个支流称南江,酉水及其支流称北江)和澧水、溇水流域一带,彭氏主要地区在北江。他们自置官吏,拥兵自统,世代承袭,在五代和宋则称刺史或知州,入元以后则称宣慰使、宣抚使、长官等司,统称土司。
        彭氏为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他是在晋天福前就雄长于五溪地区的了。铜柱记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28代,袭任35世(其中有兄终弟继者),历时818年,从而使溪州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可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土司王朝。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在春秋时期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汉置酉阳县,故城在今王村镇,王村是当时土家族“土王”居住的地方,历有“楚蜀通津”之称。吴永安六年(263),魏诱诸蛮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即今王村。梁改大乡县。周天授二年(691),设溪州,天宝元年(742)改为灵溪郡,(以猛洞河支流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城。乾元元年(758),又复为溪州。五代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元置永顺州。明洪武元年(1368),升为水顺宣慰司,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并迁建县城于猛洞河畔,即今永顺县城。
        唐末农民起义,唐地方政权崩溃。溪州土家族首领彭瑊崛起,逐渐统一酉水流域各部族,后联合漫水(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以武力赶走老蛮头吴着冲,并将其困死于龙山洛塔山洞,随后相继征服惹巴冲等土酋。彭瑊基本上统一溪州土家族地区后,于后梁开平四年(91O)为溪州刺史(辖现在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彭碱死,其子士愁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彭氏逐渐强盛,拥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及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等20州,为南北江(沅水、酉水)靖边都誓主,设都城于会溪坪(酉水河岸),用木栅围城,谓誓下州。后晋天福四年(939),彭士愁率锦(今麻阳)、奖(今芷江)和溪州诸蛮万余人征战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派刘京力(注:京力合为一个字)、廖匡齐率大军镇压,史称溪州之战,彭士愁据险与楚军作战,击毙楚军将领廖匡齐。天福五年(940),刘京力增兵围剿,切断彭军水运粮道,彭军战败,退守锦、奖。彭士愁遣次子师杲携带溪、锦、奖三州印绶,与楚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会溪坪野鸡坨(因修凤滩电站迁至王村镇)。铜柱镌刻溪州之战的经过及双方盟约条款,彭士愁仍为溪州刺史,取得合法地位,为其政权统治溪州八百余年奠定了基础(附《复溪州铜柱记》于后)。
        溪州之战的结局,从表面上看,彭士愁主动求和,似乎是失败者,但从双方签订的盟约来看,彭士愁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权益。诸如:楚国对溪州属地不征赋税;不抽兵丁;楚国军人和百姓不能随意进入溪州;彭士愁属下的各部落酋长如有冒犯朝廷之处,只能由彭士愁科惩,楚国不能发军攻讨;彭士愁溪州刺史的职务亦由楚国王朝任命等等。这些条款明显地有利于彭士愁,不仅为其统一酉水流域建立传世八百余年的小朝廷奠定了基础,而且使酉水流水流域的社会轶序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酉水流域人民的利益。
        后周显德三年(956),士愁死后,长子彭师裕袭靖边都誓主兼下溪州刺史。

     

         邹升光:溪州彭氏的族源考

        [摘要]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历史中具有浓重的一笔,关于溪州彭氏的族源,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说”,其中著名学者潘光旦认为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本人在作口述史过程中,发现“江西说”成为最“通俗”的说法,这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一种附会?鉴于对江西考的许多置疑,“江西说”似乎站不稳脚,而溪州彭氏最有可能是从川东(渝)迁入的巴人一支。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些证明溪州彭氏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湘西北在历史上与川东(渝)的关系,更能说明溪州彭氏是从该地迁入的。溪州彭氏的迁入在湘西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江西考质疑

         关于溪州彭氏土司的族源考,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吉安彭构云一族说”,特别是著名学者潘光旦就认为湘西土家族彭氏完全来源于江西。但是在查考史籍,翻阅族谱,县志及进行口述史过程中,本人发现许多矛盾与冲突。

         史籍不详与模糊。《资治通鉴》第267卷载:“(梁开平四年即公元910年)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墁{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可知这一战彭芘憩{在楚军援助下大胜。而《十国春秋.楚七.彭>载:“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辰州刺史彭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何以担任辰州刺史?何以“阖门遇害”?这与正史《资治通鉴》不合,姑且先认为它所载为真。《永顺县志》记:“彭士愁,瑊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授静边指挥使,封上柱国。”既然阖门遇害,为何还留一子在溪州?如果相信正史《资治通鉴》无误,但与族谱对照,又会发现矛盾。如《资治通鉴》第267卷载:“(公元90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师攻洪州,袁州刺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危全讽,淮南将周本大败全乘胜攻袁州,执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吉州刺史彭е谑П汲,楚王马殷表恢荽淌罚酉7度⑵渑!倍队浪撑硎献迤住芳牵骸傲嚎皆辏ü907年,彭瑊)率二子师裕,师晃统率蛮兵征进五溪,逐土蛮王吴着冲于龙山洛塔,因此得其土地永,保龙等。”公元909年江西彭氏是被迫进入湖南,投奔楚王马殷的,为何彭芘憩{毫无历史被景,就于907年入蛮地?彭氏土司在湘鄂渝黔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彭优砑逃ⅲ萄技谑吩兀憩{与彭士愁的父子关系却无记载,彭瑊与彭士愁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不仅源于史籍等可靠资料的缺失,更在于族谱、县志的模糊不清。“家谱是一个家族的自我记录,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隐恶扬善,为亲者讳,攀宗附祖,牵强附会地夸大,编造本族的显赫的历史,按照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形象,规范先人的言行,随意地、甚至天方夜谭地溯源、系、流。”(《湖南家谱解读》邹华享)谭其骧也认为“家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湖南人由来考》)。永顺族谱也有通病,如记:“彭溆诔ば怂哪辏砟98岁。”可定其生卒年为:公元836年-公元934年;彭彦希(士愁)卒于大略宋太宗兴国年间,享年73岁。可定其生卒年为:公元903-公元907年,不难发现叔侄两辈占据了140年的时间跨度,更可笑的是《永顺县志》记:“彭士愁,瑊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后继上溪州加检校司徒。”这意味着彭彦希7岁就当溪州刺史,可见《彭氏族谱》中关于溪州刺史来源江西是附会之说。附会有其历史原因,彭士愁为彭瑊之子说最早应源于明正得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麟撰《永顺宣慰司志》及刘健所作《世忠堂铭》。明清时期、四川、湖南江西之间有一股移民潮、即“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这时期许多江西来的汉人进入湘西北地区,因为这些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善于经商,土司为了谋求自身发展,于是积极拉拢他们。”《永顺宣慰司志》的作者为了攀龙附凤,光祖耀宗,照抄了江西彭氏的家谱。”有的江西学者炫耀博学,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进行烦琐的考证,为永顺彭氏修谱进行了大量的卖弄活动,定下了两地彭氏的假亲关系。”(《彭氏愁并非汉人》)彭关章迁入的江西籍,汉人为了更好的在湘西北定居生活,也认可了这种关系。大迁徙可能性不大,潘光旦认为湘西北地区有其一贯性,该地区没有出现过全局性的迁入或迁出。”唐宋时期,居住在巴渝及其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开始以定居生活为主,迁徙变动不大。”(《彭水县志》)如果说湘西北土家族中的彭姓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那么要繁衍出土家族彭姓这一大宗族,唐宋时期就必须出现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混乱,但正史及地方志均无记载,事实上可能性也不存在。著名学者谭其骧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指出:彭⑴憩{兄弟与彭士愁、彭师皓父子“则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者也。”彭氏冒称彭瑊之后,府县志皆信以为真,雍正五年永顺彭肇槐纳土后,招安插江西吉水县原籍,甚至清庭功令,亦真信无疑,故不但辞烦,特别史专以驳斥之。

          二、彭氏土司的迁入

          1、溪州彭氏应该是由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四省边区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整体。就民族构成来说,今天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在重庆有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地,在湘西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吉首、泸溪、桑植、大庸,湖北来凤、鹤峰、咸丰、宣恩、五峰、长阳、利川、恩施等县,黔东的桃松县等。关于土家族族源有多种说法,如“江西说、乌蛮说、蛮蜒说、羌人说、濮人说、土著说、巴人说”等,但不论其族源在哪里,土家族先民都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频繁迁徙;不论其民族主体是巴人还是其他,,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联系是密切的,经过不断迁徙融合,为后来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虽然湘鄂渝黔在行政区划上各个独立体,但从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看,它们仍是一个统体。“武陵山脉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江、沅江间,蔓延于湘西北之沅江、澧江间,迄常德西境平山上为古五溪蛮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五溪之一的酉水,其南源在渝境内的酉阳,经秀山流入湘西花垣河进入酉水,经黔东北松桃县的松江河亦至入酉水。其北源在鄂西宣恩,经来凤流入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酉水流域正是今天土家族主要分布区。单从这一流域的崖墓看,便可窥见它们在风俗文化上的联系。湘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楚通黔、滇和蜀的水陆要道。”(公元前308年)秦谴司马错率巴书蜀众十万,大驳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

          湘西与黔东在历史上本属同一个自然区域,两省行政区域的界线,自明永乐起才逐渐划清。乌江、沅江自贵州从西而东北向,为民族迁徙提供了良好的交通孔道,因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频繁的。”(罗维庆《土家族源于乌蛮考》)古代巴国跟这一区域的联系也很密切,其在奉节、巫山一带与楚搭界,南达今黔江,乌江流域从四川涪陵清江及已迁到湘西北和黔东北的。这一点可以说明溪州彭氏迁入时,已有许多巴人在这一地区融合。

          从封建建制看,湘鄂黔渝联系也颇密切。湘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溪州;川东土家族地区古称黔州,后改酉阳州;鄂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施州;黔东北古称思州。《永顺县志》中记有:溪州地域,东抵荆湖,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据归峡。唐中叶,这一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经济体了。”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江南道西部增置(黔中道),治所在今彭水县城,为全国十五道之一,其辖在今湖南的有辰州、溪州,贞观元年(公元785年)黔中道治所辰州,三年迁回彭水。”(彭水县志》)以后虽有变动,但彭水县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为黔中郡的治所,所以川(渝)东地区与湘西北的交往应该是很频繁的。”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湘西北)‘溪洞蛮’修黔州城(彭水县)。”(《湘西历史大事》)历史上的湘鄂渝黔交界区在横向纵向上的立体式联系,可以证明溪州彭氏从川渝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溪州彭氏是土人而非汉人。永顺司系第七代有福石宠之名,保靖司系传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药哈俾、彭麦谷踵、大虫可宜、彭南木处等名。土家语‘呼长官曰冲,又曰送,又曰踵,又曰从。’这些资料都可间接或直接证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汉人。”(《土家族简史》)彭师裕儿子彭允林土名‘麦即把’,彭允林孙彭儒猛土名‘夫送’,彭儒猛儿子彭仕羲土名‘福送’,彭仕羲儿子彭师晏土名‘惹贴送’等等。”(《历代稽勋录》)如果说这是汉化的结果,那么作为汉人的彭士愁的姓名为何有如此多的写法?《旧五代史》作“士愁”;《新五代史>作“士然”;《十国春秋》将“士愁、仕然”并提;《资治通鉴》作“彦晞”;《续通志》作“自然”。事实上我们已经否定了溪州彭氏江西考了,这些土名就从一方面证明了溪州彭氏是土人。溪州彭氏之所以800年巍然不动,因为他们也是土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容易与当地土民发生大的冲突。

          3、溪州彭氏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板楯蛮(巴人一支)即是用彭排(旁排)御敌的巴人,即彭人。由于汉代以后。彭人(即板楯蛮)在今郁江流域活动,所以隋代今郁江叫彭水,成为彭水县得名之由。”(《彭水县志》);《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而《史记.周本纪>则称巴师为“彭人”,彭即巴也,亦称‘彭水夷’,是川巴板的重要一支。据徐仲舒先生考证,其中心在今川(渝)东彭水县濛阳镇,当属川巴板楯无疑。”(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何岳光在《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一文中论证了彭氏的迁徙过程:古代彭国人一支经过迁徙,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这条河因彭人所居住便叫彭水。大约于公元前6世纪时与庸、微、罗都先后被楚所灭。彭人从此离散,一部分南渡长江辗转散居于今湘鄂川(渝)边界丛山里和后来迁来的巴族杂居,可能与今天的土家族的彭姓有关。彭族氏的后裔经过长时间、长距离的迁徙后,达到湘鄂渝黔边区。古巴人已经过长期融合,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汉人了。总之,不论土家族彭姓源于汉姓,还是由于他们使用武器(彭排)的音变,或者源于巴姓中的“”姓等其他说法,都可以证明与彭巴联系密切,溪州彭氏极有可能是从川渝迁入的巴人。实际上川东(渝东南)酉阳土家族的联系更为密切。”酉东酉水河畔的三峿山,传说是土家族大姓彭、田、白三姓的族山,至今仍为辨族同异的依据。”今川黔鄂边各县姓冉的,绝大多数也都是由酉阳辗转迁徙去的。”(冉敬林《酉阳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

          4、迁入的时间、背景。《复溪州铜柱记》载:“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由“三四代”可推知溪州彭氏土司先人,应于唐末迁入湘西北的。隋唐时期,巴渝地区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巴蜀地区北郊关中,东控荆湘,一旦朝廷有变,皇帝往往避乱于蜀中。唐末乾符三年(公元874年)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黄巢大军攻占潼关,唐僖宗仓皇出逃,次年初抵成都,僖宗幸蜀对巴蜀人民剥削变本加厉,巴蜀人民怨声载道。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巴蜀地区的邛州、涪州先后爆发了阡能、韩秀升起义。暴乱可能会引起人口迁徙,于是一部分巴蜀人民向西迁入成为可能,但是大规模进入湘西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会引起这一地区的不稳定,而湘西北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徙和社会变动,所以只能是近距离、短时间的迁徙。居住在川东(渝东南)地区的土民,早就适应了这一区域的生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因此能很快融入到湘西北土民中去,投靠强宗大族成为可能。

          迁入之后,溪州彭氏很快与当地土民融合,并不断拓展自己的力。“窃意唐末溪州蛮中,有吴、彭二氏,曾一度发生战争,结果彭胜吴败。彭氏至此,遂得世为诸蛮酋领。”(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谭其骧是肯定有吴、彭之争的,即便正史中无记载,吴、彭之争则见于《龙山县志.卷六》:“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吴著冲......余土归瑊。”其中引出了江西彭,姑且不将这些作为真实的历史描述而认为,有彭人与湘西北强宗大族发生争斗,那么这种可能性从而确定了彭氏在湘西北的地位,为联众抗楚奠定基础。大约自东汉以前土家族各部处于不稳定状态,之后各部在对抗封建王朝斗争中相互援助日益增多。南北朝时期,土家族内部出现世袭制度,意味着稳定性在增强。隋唐武陵区形成“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者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的局面。”(《周书.蛮传》)因此可见隋唐时彭姓影响力还很小,至于有无彭姓,有待考证。至唐土家族主要按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邻溪峒,“一峒为一部落”,首领靠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持部落内的联系。五代时期,马楚政权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因各土酋势力大小而委以不同的羁縻州县职。但由于中央王朝与各羁縻州县的关系,此时几乎已不存在,而且各部族忙于相互间征伐,部分少数民族首领便“自署刺史”。彭士愁在溪州之战前就自署“溪州刺史”,这些发展说明了土家族的内部稳定性在增强,一方面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同时彭士愁能抗楚成为可能。

          5、溪州之战的影响。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彭士愁率锦(麻阳——、奖(芷江)、溪(龙山)三州诸蛮,进攻辰、澧州等地。楚王马希范派部将刘勍、刘全明率兵五千迎击。最后彭士愁遣其子彭师皋率诸蛮酋降于刘勍。这场著名的溪州之战,不仅在《复溪州铜柱记》上有详细记载,而且正史也有相关记载。溪州之战对湘西北土家族的影响是深远的,溪州铜柱铭文载:“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敢无师古,夺财贪地,实所不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栗,大赈贫民,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溪之将佐,衔恩感化,请立柱以誓焉。”.由此可见溪州之战缓和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彭士愁同时取得了溪州刺史的合法地位,为其独立王国的发展奠定基础,标志着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土家族中崛起。”弹周大乡、三亭两县,若无税课,归顺之后,请袛依旧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却掠?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奏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衹为证者。”马希范面对彭士愁的苛刻要求,回复道:“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税,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由此溪州彭氏取得了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治权,为湘西北土家族稳定连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为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铸铜柱为约,盟誓言和,从而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尊严,客观上有利于湘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民族志》)

         三、溪州彭氏迁入的意义

         溪州彭氏迁入无疑是适应和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的,因为他们也属于湘鄂渝黔的土民,在意识形态上与湘西北土民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彭氏从此跻身于土家族大姓行列。“彭氏成为溪州最大的领主,为巩固地位,用汉地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开发山区资源,客观上起推动作用。”(《民族志》)溪州彭氏迁入无疑促进了这一地区生产发展,“溪州从北宋初便与朝廷保持‘贡赐’,以进贡方式与中央王朝进行经济联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民间经济技术交流,为彭氏世袭统治奠定基础。”(《民族志》)溪彭统治期间,是湘西北土司制度重要领属,也是土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时期。当代有500多万彭姓者,湖南就占有18%。由此我们不否认历史长河中改姓的可能姓存在,但溪州彭氏应该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他们为湘西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他们依然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作者邹升光,男,安徽省宁国市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04级历史师范专业学生

    参考书目:

    [1]《永顺彭氏族谱》
    [2]《溪州铜柱记》
    [3]《溪州铜柱铭文》
    [4]《资治通鉴》
    [5]《史记》
    [6]《尚书》
    [7]《周书》
    [8]《新五代史》
    [9]《旧五代史》
    [10]《十国春秋》
    [11]《永顺县志》
    [12]《龙山县志》
    [13]《彭水县志》
    [14]《华阳国志.巴志》
    [15]《土家族历史大事》
    [16]《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
    [17]《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8]皱华享.湖南家谱解读. 湖南出版社. 
    [19]《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丛书.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彭士愁并非汉人》彭官章.《土家族源于乌蛮考》罗维庆.《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彭英明.
    [20]臧厉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 
    [21]《历代稽勋录》
    [22]王承尧.土家族土司史录. 岳麓书院.

     

        溪州彭氏源流考(碑文)     

    注:黑体字为碑文,其余为编者加注释

    谨将先人传次■列于此:

    庠生曾孙彭施涤谨撰于此。

    陇西禹贡阳州之域,秦为天水,晋为狄道,明为巩昌,临洮有彭荣自陇西徙楚。春秋时有仲爽,仕楚文王为贤大夫,其裔有侗、有[亻冉],有俞,有祺,有颖。楚未灭时,五房居楚为大族。后秦灭楚,大姓,陇西彭其一也,彭以陇西为郡始此。

    (注:陇西郡(今甘肃陇西一带)战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始置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三国时移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南))。

    (彭姓起源于四千多年以前的殷商侯国大彭,即今江苏徐州一带,因此彭姓由此分支,在全国各地分别繁衍发展。据传,有一支彭姓的顺秦时,因避乱而迁陇西,不断繁衍,形成当地一大望族,故以“陇西”为其堂号,故又以“陇西”为其堂号)

    汉哀帝(前7~前1年)朝有彭宣(注:汉书:元寿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职(1)。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从张禹受书,厚重有威望,以明经擢用官,在冯翊晋拜大司空,建平四年封长平侯。因王氏专恣,忌之未大用,居淮阳。故彭氏族望称淮阳自长平侯始也。(注:淮阳郡:淮阳郡(今河南淮阳、鹿邑、太康、柘城、扶沟等地)、宜春县(在今江西西部)等。宜春县:汉置宜阳县,隋复改宜春县。汉高帝时置淮阳国,为同姓九国之一,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惠帝后时为郡,时为国。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陈州为淮阳郡)

    唐微君(讳)云(字)构灵,汉长平侯二十六世子孙,自河间瀛州徙居合浦宜春,博学隐居,尤善讲易(台湾族谱载: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南渡,乔居江西袁州)。天宝(742~756)中刺史李王景以名闻,元宗遣使齐元邱以蒲轮徽,之再至,行上欲官之辞归里,赐求帛副衣,遣中使房嘉送还。震山钓于石室,以终学者,尊尚之称,为介亭夫子寿五十三,配汤夫人,生五子,东里、南容、西华、北叟,四人未叙。(注:唐代宜春隐士彭构云曾隐钓于震山,别名颜山,其山脚小河之滨有两石似船形伸入河中(今宜春袁州区)。彭构云精通阴阳图纬之学,不求闻达。唐玄宗曾遣使以蒲轮迎之入京。彭构云入京,拜官不受,辞归故里。故称征君钓台,又名震山钓台)

    季子兹宪宗(805~820年)元和(806~820)进士,官进贤令配李夫人,生子三,曰伉、曰倜、曰仪,二公未叙。宜春公(讳)倜(字)维贤,兹公仲子,登文宗(826~840年)太和七年(834)癸丑进士。先是长史伉、三弟仪同登德宗(779~805年)贞元七年(792)进士,一门科名最盛。公官宜春公性耿直,因宦官窍柄弃官隐庐陵遂家马生子三,曰车周、曰齐,二公未叙。长史公(讳)辅(字)国相登懿宗(859~873年)朝进士,官授金紫光禄大夫,长配李夫人,合葬五十八都相公坪,座北朝南,因救贫有钳云七里相公坪田里修排形,前有覆案,后有双浆,迎五子十一孙代。坐磚生五子:珏、斌、[虚方]、{。ㄗ于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抗黄巢农民军,聚众数千在王岭山中自立为首领,本州补佬轮浦檬埂L旗冢873~888年)以荽淌贰L祆锪辏904年),刺史彭藜莩恰?搅辏907年),彭傩栈Э谑Ъ胰コ恢荨⒑庵荩硪蟊慝为郴州刺史。唐天成二年(927年)授淦骄诙仁梗煨!⑻!⒖睿骋厍ЩА3ば巳辏932年),加太尉、封安定王,长兴四年(933年)洌┈{仕楚晋封安定王,袭其爵为辰州刺史(注1:神武元圣孝皇帝中开平四年(庚午,公元九一零年)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墁{于赤石,楚兵救瑊,虏骈以归)(注2: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七月,“江西吉州刺史彭е谑吮汲,楚王殷表恢荽淌罚酉7度⑵渑!彼哪炅隆!拔馑富邮拱芥槲Ъ荽淌放慝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虏骈以归。”[7]楚以彭瑊为溪州剌史。(沅陵县志: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吴敖举事,骈围赤石,辰州刺史彭王咸率部镇压。吴敖被俘,宁死不屈,阖门遇害。楚表为辰州刺史,授金紫光禄大夫,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楚遣入贡于南唐,授溪州刺史,配周氏,葬福安(今江西福安),金钗形)彭氏以武力和私恩征服了当地蛮酋,兼并了溪州(治今永顺东南)。彭瑊死后其子彭士愁(五代史名彭士然、谱名彭彦晞)承袭其职。经过多年经营,其势力日益强大,统辖包括湘、渝、鄂、黔边区的20州,并充任靖边都誓主),此永保彭氏之始也。(彭氏迁居大井:彭翰公第七子彭九宸公(三十世祖彭显宗公有九字派重孙24人,谱称24房),宸公有两子:彭斌臣彭顺臣,斌臣公有子二:守镇、守邦,顺臣公亦有子二:守裕、守庆。宸公后人大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迁居永顺西坝坞,后守裕公再迁居大井)

    清彭室八勇,文才出众,乃彭氏又一盛举。勇行为进士、勇震为扒贡,另勇仪、勇瑞、勇德、勇枝、勇芳,勇■,合称彭室八勇。施涤中举(注:彭施涤传),官至民国参议,为最名。(至唐时,彭氏开始称盛于江西省境,迁居始于玄宗时,有叫彭构云迁居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后逐渐成为当地的一大望族。彭构云5世孙彭佑诼昙娇诖澹渥迦朔志咏髀辏玻┘+后裔彭嗣元再迁至分宜县。其子孙分布于今吉安市、吉安县、永丰县、吉水县、峡江县、安福县、永新县、泰和县。其后裔再辗转繁衍于福建、广东各地,定居于广东揭阳,是为彭氏入粤始祖,宋神宗时,彭嗣元8世孙彭跃次子彭延年,因被任命为潮州(治所在海阳,即今广东潮安)刺史,遂居于广东揭阳之浦口村,是为彭氏广东始祖。其后再分迁于福建的漳、泉二州,后分出漳州、泉州等支派。其中彭延年第三子彭锐的裔孙彭君达于明朝迁入广东梅州,是为梅州彭氏始祖。自清代开始,闽、粤彭氏有部分移居台湾,此后,有的又迁徙至东南亚及欧美。其中湖南西部省境的彭姓则是由江西迁去的彭士然(又名彭士愁、彭彦日希,彭芘憩{之子)的后裔在唐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总之,彭氏的繁衍早期及中期主要是以北方的甘肃东部及河南南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为其繁衍地区,后来遍及全国的彭姓也多是由这些地方分别迁徙而云的。)

     

        荆南四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

        史载 荆州刺史治汉寿,清顾祖禹《读史书舆纪要》载,汉寿,今常德府东四十里有汉寿故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徙治襄阳,旧领郡国七,今领郡七(即: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长沙郡),相当于今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及广东、广西、贵州省一部分广大地区。清同治《武陵县志》记载:“汉寿城,县东北六十里,本汉索县城,武陵郡治焉,汉顺帝更名汉寿,移荆州刺史治于此,俗名“崆巄城’,悉为居民田业,遗址尚存”。据《常德文物志》记载:索县汉代城,位于常德市东门外30公里处的断港头乡城址村。城址遗迹至今犹存。城由大、小二城组成,总面积54万平方米,城垣残高3—4米,宽12—18米,有东、南、西、北四门,城四角有高7—10米的暸望台,城外四周有宽30米左右的护城河,城内残存汉砖汉瓦,遍地皆是。城外东南方有汉墓群。唐刘禹锡《汉寿城春望》一诗,即写此处

     
        桂阳郡
        桂阳郡,治郴县,即今湖南郴州辖今湘南粤北。“郴”字独属郴州,最早见于秦朝,为篆体“郴”,由林、邑二字合成,意谓“林中之城”。“郴”字见之于史传,是汉代司马迁所写《史记》,其中记载(项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从此,“郴”字赫然纸上,脍炙人口。郴州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湖南置黔中(湘西里耶出土的秦简证明黔中纯为史书作者笔误,应为洞庭郡)、长沙二郡,在郴州一带设置郴县,郴县属长沙郡西汉时,分长沙南郡为桂阳郡,领县十一南北朝时,宋、齐、梁称桂阳国,陈时又称桂阳郡;隋文帝开启九年,一度废桂阳郡,置郴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又称桂阳郡;宋称郴州桂阳郡,设知军;元改郴州路,设总管;明洪武元年改路,置郴州府,设知府;为直隶州,设知州;民国改州为县。历代治所一直在郴州。
        典故《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赵子龙计取桂阳
     
        武陵郡
       《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
        索(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地,故城今常德市东北六十华里)、
        孱陵(今湖北公安县与湖南南县、华容、岳阳、安乡、澧县等县地)、
        临沅(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和桃源县地)、
        沅陵(今沅陵、沪溪、吉首麻阳等县地)、
        镡成(今洪江市和黔阳、靖县、绥宁、会同、通道、怀化等县地,错入今贵州省境)、
        无阳(今芷江、新晃、怀化等县地,错入今贵州省境)、
        迁陵(今保靖县地,错入今四川省境)、
        辰阳(今辰溪、麻阳、花垣、凤凰等县地)、
        酉阳(今永顺、龙山、古丈等县地,错入今四川省境)、
        义陵(今溆浦县地)、
        佷山(今湖北长阳县地)、
        零阳(今澧县、慈利石门临澧等县地)、
        充(今大庸、桑植县地)” ①。
        武陵郡又称“义陵郡”。其来历据晋人常林《义陵记》云:“项羽弑义帝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郡治义陵县(一说治索县)。建置时间,据《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原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前202)年更名。”[《水经注·沅水》记为“汉高祖二年(前205年)] 
        来历  “武陵”一名的来历,据梁刘昭注《先贤传》曰:“晋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注:高平为陵,’于是改名焉。”(见《方舆览胜·常德府》)“武陵郡”之名取之于《左传》与《诗经》,始于汉初,后改“义陵郡”’;东汉时复称“武陵郡”。潘京的对话没有说完全。也许是仓促间对话,忘了说出最初取名,经过改名又复名的全过程。故有本末倒置之嫌。
        考古发现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该城遗址⑤。秦黔中郡,本是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地为黔中郡⑥。在此之前为楚黔中郡⑦。秦置黔中郡,主要是从军事、政治上加强对巫、黔中及江南地区的控制。把郡治设置在沅陵县,是因沅陵处于沅水中游,上溯可达贵州牂牁,下游可迳入洞庭,沅、澧二水及湘西、北地区都在掌握之中。从经济方面讲,贵州丽水的黄金、湘西的竹木、油茶、苞茅、生漆,尤其是辰溪的丹砂和麻阳ˆ等县丰富的铜、锡、铅等矿产,都是一个国家发展中亟需的重要物资资源黔中郡设置在此,对经营整个西南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⑨。汉取黔中郡后设置武陵郡,把郡治设置在离沅陵县不远的溆浦,其用意不言而喻,是对前朝在这里所作的一切,都将取而代之。颜师古注《汉书》,汇集了在他以前的二十多家注释。他学识渊博,又有秘书省藏书可资利用,所注《汉书》,深为学者所重⑩。他在《汉书》注释中说:“旧治义陵,非郡名义陵也。”肯定是有依据的。或许是他对前面所讲的此中奥秘有深刻理解,故而作出“武陵郡旧治义陵”的论断。不过,我又认为索县改汉寿县作荆州刺史治所之前,可能作过一段武陵郡治,时间也许是在义陵县作郡治之后。因为它若未作过郡治,不具备设置较大军事、政治、经济中心的条件,刺史治也不会迁移在那里的。
        三国时的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今常德市武陵区鼎城区的大部),初属蜀,后属吴,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年),将原汉寿县改名吴寿县,又在西部分零陵、充县地设溇中县、分孱陵县地设南安县、建立天门郡治所在溇中县(今慈利县西和大庸县)。此时,荆州治所已由汉寿迁至湖北江陵。武陵郡所辖只有沅水流域的临沅、吴寿(辖今汉寿县西部和鼎城区东部)、龙阳(分东汉汉寿县地,辖今汉寿县东部)、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城、酉阳、舞阳等县,而不再辖有澧水流域各县。
     
        零陵郡
        西汉汉武帝征服南越以后,为了加强对南越地区的统治,随即在这一带建立起西汉中央政府领导的地方政权。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置零陵郡,郡治首先设在零陵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始设零陵县,汉武帝元鼎六即前111年设为郡治,隋文帝开皇九年即589年撤消此零陵县)。治所在今广西区全州县咸水乡老拱桥边或凤凰乡的建安司
        零陵郡辖域最大时包括 今湘中到湘西南到桂东北的永州桂林邵阳衡阳湘潭娄底等地区。
         西汉零陵郡辖7县、4县级侯国,7个县:
        (1)零陵县,秦代初置,县治、郡治在今广西区全州咸水乡老拱桥边或凤凰乡的建安司;辖今广西全州、兴安灌阳一带;
        (2)营道县,西汉初置,县治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大阳洞,辖今湖南宁远水市、九疑,道县柑子园、四马桥一带;
        (3)泠道县,西汉初置,县治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部胡家村,辖今宁远、新田一带;
        (4)始安县,西汉初置,县治在今广西区兴安县溶江后迁桂林市,辖今广西桂林、永福、阳朔一带;
        (5)营浦县,秦代初置,县治在今湖南省道县东门一带,辖今道县地及双牌南的一部分;
        (6)洮阳县,西汉初置,县治在今广西区全州县永岁镇一带,辖今广西全州、资源一带;
        (7)钟武县,西汉初置,县治在今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辖今衡阳县地。
         4个县级侯国均为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封长沙国定王刘发的4个儿子所置,它们是:
        (1)泉陵侯国,封刘贤,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辖今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市冷水滩区东安县祁阳县祁东县双牌县北一部分;
        (2)都梁侯国,封刘遂,治所在今湖南省武冈市,辖今洞口、绥宁、武冈、城步等县市一带;
        (3)夫夷侯国,封刘义,治所在今湖南省邵阳县西,辖今新宁、邵阳县一带;
        (4)舂陵侯国,封刘买,治所在今湖南省宁远县柏家坪镇,辖今宁远北部及祁阳、新田、双牌的一部分。初元四年(公元前45),刘买之孙刘仁徙国于湖北南阳
        西汉零陵郡地相当于今湖南邵阳地区以南的资水上游,衡阳、道县之间的潇水、湘江流域,以及广西桂林、永福以东、阳朔以北的地区。
        东汉零陵郡辖8县、5县级侯国:
        泉陵县 县治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辖今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市冷水滩区、东安县、祁阳县、祁东县及双牌县北一部分;
        零陵县:县治今广西区全州县咸水乡,辖今广西全州、兴安、灌阳一带;
        营道县:县治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大阳洞,辖今湖南宁远水市、九疑,道县柑子园、四马桥一带;
        泠道县:县治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部胡家村,辖今宁远、新田一带。〈西汉初元四年(前45年),舂陵侯国并入泠道县〉;
        始安县:县治在今广西区桂林市,辖今广西桂林、永福、阳朔一带;
        营浦县:县治在今湖南省道县东门一带,辖今道县地及双牌南的一部分;
        洮阳县:县治在今广西区全州县永岁镇一带,辖今广西全州、资源一带;
        湘乡县:县治在今湖南省湘乡市,辖今湘乡市、双峰县
        安侯国:原钟武县(永建三年即公元128年改名重安侯国),治所在今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辖今衡阳县地;
        都梁侯国:治所在今湖南省武冈市,辖今洞口、绥宁、武冈、城步等县市一带;
        夫夷侯国:治所在今湖南省邵阳县西,辖今新宁县、邵阳县一带;
        昭阳侯国:治所在今湖南省邵东县,辖邵东县地;
        烝阳侯国:治所在今湖南省邵东县东部,辖衡阳县、邵东县东地
    东汉后的沿革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荆州牧刘表攻占零陵,零陵境域属刘表势力范围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刘备刘表领荆州牧,诸葛亮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军事及赋税,零陵属刘备的势力范围建安二十年(215),刘备与孙权言和,双方以湘水为东西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零陵、武陵以西属蜀汉。 三国蜀昭烈帝章武三年(223),刘备病故,零陵郡地入东吴。吴末帝甘露元年(265)分零陵南部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吴末帝宝鼎元年(266),析零陵郡置营阳郡,郡治营浦(今道县);划出零陵郡北部置邵陵郡(今邵阳市);零陵、营阳二郡属吴荆州之地。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吞并东吴,分全国为19州,废营阳郡人零陵郡,属西晋之荆州。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析荆州、广州所辖9郡置湘州,零陵郡属之
        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析零陵郡复置营阳郡,仍治营浦,属湘州。安帝义熙十二年(417),废湘州,零陵、营阳二郡属荆州。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改营阳郡永阳郡。陈改永阳郡为营州永阳郡。零陵、永阳二郡属湘州。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零陵、永阳二郡,因零陵郡治西南有“永山、永水”之名者,故置永州总管府,永州之名始称于世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改永州总管府为零陵郡。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零陵郡置永州、营州。武德五年,改营州为南营州。,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改营州为道州。贞观十年(636),分全国为10道,永州、道州属江南道。贞观十七年(643),撤道州并人永州。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复析永州置道州。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15道,永州、道州属江南西道。天宝元年(742),改永州为零陵郡,道州为江华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称永州、道州。
    此后零陵郡不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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