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古属溪州，2010年，湘西古溪州老司城列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引起世人关注。老司城主人翁彭仕愁家族统治湘西818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九朝，史跨中国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
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羁縻”思想并实践于行政制度的是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下诏书，其中有：“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缰绳。显然，唐朝统治者已具有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羁縻”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记载，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中国以国家政治制度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元朝。土司制度完全形成、正式开始是在元代。元王朝时，实行“参用汉人”为官。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任用官职的土司制度，已成为一种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二者相同点在于，社会背景相同，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统治者，都是奴隶主或农奴主；管理模式相同，宽柔相济，恩威并用。目的相同，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封建王朝，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终极目的。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认识观念不同，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禽兽，蛮夷不可教化，运用管理禽兽的办法，牵上牛鼻绳，套上马笼头。元朝统治者则把少数民族当作“吾民”。管理体系不同，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中另立的一种体系，元朝则将土官、土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一的职官体系，土官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土司制度成为一种新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行政建制与职官称呼不同。羁縻制度下，行政建制基本采用郡、县制，职官称为刺史、县令。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行政建制改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当“司”成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且由本地土酋所职掌，“土司”不仅成为这些专设的行政建制的统称，也成为这些行政建制各级主要持掌者的通称。
二、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溪州彭氏家族表现之比较
一是管理范围缩小。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溪州彭氏家族管辖的范围大为缩小；二是税赋上贡增加。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彭氏税赋上贡明显增加；三是军队由不征到调征。羁縻时期，彭氏土兵基本不征调，有溪州铜柱铭文为证：“本都兵士，亦不抽差。”土司时期，中央王朝不仅征调彭氏土兵，而且征调十分频繁，几乎参加国家用兵的各个方面，包括“御边、征蛮、征贼”。以明朝为例，永顺土兵被征调进行大小战役近60次，足迹北到辽东，东至浙江沿海，南抵广西，西达川陕。特别著名的是彭氏土兵三次抗倭出兵，荣称“东南战功第一”。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这一年中央王朝就4次征调永顺土兵进行军事战争。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更为密切。总体说，羁縻制度改善了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特别是溪州之战后。土司制度实施后，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在与中央王朝战争大为减少。五是与周边土司摩擦增多。土司制度较之羁縻制度时期，土司与周边的摩擦明显增多。一因朝廷政策，中央王朝为削弱边疆少数民族势力，采取“以蛮治蛮”政策，促使“蛮蛮”互斗。二因争夺资源，中央王朝奉行纳贡与馈赠，朝贡越勤越多回馈越多，回馈包括金钱、布盐、绸缎等物质利益，更包括封官赠袍等政治利益，促使邻近地方土司为争夺朝贡资源，不惜互动干戈。三因争夺地盘，永顺土司于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令九道水千总王戴千，百总王戴贵统兵千，侵犯上峒长官司城之官坝，燕子岩等地。四因抢夺财产，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五为抢夺政权。六是封闭状态被打破。时至土司时期，羁縻时期的“蛮不出峒，汉不入蛮”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元朝前，彭氏统治的古溪州尚无学校，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皇帝诏谕：“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创建“若云书院”，从溪州之外请来教师为其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
三、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彭氏家族表现的启示
启示之一，羁縻与土司，相联亦相别。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综上可见，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是有区别的两种古代行政管理制度。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羁縻制度产生于中古时代的少数民族反抗与斗争中，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土司制度产生于羁縻制度运行数百年后的实践总结，时遇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背景，从而使元朝产生土司制度成为可能。从溪州彭氏家族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中的表现看，两种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我们研究土司制度时，如果简单地把羁縻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等同，甚至认为羁縻制度就是土司制度，不仅混淆了两种制度，忽视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的特殊性，还会带来一些概念上的模糊，诸如“湘西土司八百年”之类的误说常见于书刊、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又有内在的联系，土司制度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完善。
启示之二，顺应潮流，适者生存，上演历史大剧。制度改革是统治者缓解矛盾的重要举措，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碰撞，是集团利益的调整。谁能顺应潮流，摆正利益，谁就有生存空间。彭氏家族每当遇到这种利益调整时，都能敏锐觉察，适度把握，见好即收，在三次重大制度改革中，扮演了重大历史角色。羁縻时期的“溪州之战”，创造了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将羁縻制度演绎到极致。土司时期，奉旨抗倭，大溃日寇荣耀“东南战功第一”。改土归流，主动献土，不仅免遭流放，还得皇帝诏谕，赐官赏银，安置江西祖籍。
启示之三，入乡随俗，开怀纳众，造就民族之源。彭氏家族统治湘西800多年，是与其入乡随俗，开怀纳众的品格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彭氏家族征服了本土蛮头，而本土文化征服了彭氏家族。彭氏家族来溪州后，穿的是当地衣，讲的是当地话，民间流传着土司王不会讲汉话的故事，不几代，便成为地道溪州人。
启示之四，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胜利之本。彭氏家族任溪州刺史期间，溪州仅万余人口，为何彭氏敢与5000兵马的楚兵作战？原因在于彭氏有一支兵民合一的“土兵”，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事耕凿。旗是寓兵于农的军政合一组织，随时可以征调。凭借这支土兵，彭氏家族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得“东南战功第一”的抗倭三杰彭翼南、彭明辅、彭荩臣，人人加功晋级。56次奉调出征，由于土兵作战勇敢，朝廷均给予彭氏土司加倍赏赐。彭氏家族的“兵民合一”与当今的“人民战争”虽有本质区别，却不无启发意义
彭氏湘西土司王朝八百年
湘西土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彭瑊为溪州刺史开始经营世代基业。五代晋天福五年(937)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立溪州铜柱铭誓起，以彭氏为首，据有湘西南北两江(沅水自辰溪以上，包括各个支流称南江，酉水及其支流称北江)和澧水、溇水流域一带，彭氏主要地区在北江。他们自置官吏，拥兵自统，世代承袭，在五代和宋则称刺史或知州，入元以后则称宣慰使、宣抚使、长官等司，统称土司。
彭氏为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他是在晋天福前就雄长于五溪地区的了。铜柱记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28代，袭任35世(其中有兄终弟继者)，历时818年，从而使溪州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可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土司王朝。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在春秋时期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汉置酉阳县，故城在今王村镇，王村是当时土家族“土王”居住的地方，历有“楚蜀通津”之称。吴永安六年(263)，魏诱诸蛮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即今王村。梁改大乡县。周天授二年(691)，设溪州，天宝元年(742)改为灵溪郡，(以猛洞河支流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城。乾元元年(758)，又复为溪州。五代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元置永顺州。明洪武元年（1368），升为水顺宣慰司，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并迁建县城于猛洞河畔，即今永顺县城。
唐末农民起义，唐地方政权崩溃。溪州土家族首领彭瑊崛起，逐渐统一酉水流域各部族，后联合漫水(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以武力赶走老蛮头吴着冲，并将其困死于龙山洛塔山洞，随后相继征服惹巴冲等土酋。彭瑊基本上统一溪州土家族地区后，于后梁开平四年(91O)为溪州刺史(辖现在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彭碱死，其子士愁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彭氏逐渐强盛，拥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及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等20州，为南北江(沅水、酉水)靖边都誓主，设都城于会溪坪(酉水河岸)，用木栅围城，谓誓下州。后晋天福四年(939)，彭士愁率锦(今麻阳)、奖(今芷江)和溪州诸蛮万余人征战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派刘京力（注：京力合为一个字）、廖匡齐率大军镇压，史称溪州之战，彭士愁据险与楚军作战，击毙楚军将领廖匡齐。天福五年(940)，刘京力增兵围剿，切断彭军水运粮道，彭军战败，退守锦、奖。彭士愁遣次子师杲携带溪、锦、奖三州印绶，与楚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会溪坪野鸡坨(因修凤滩电站迁至王村镇)。铜柱镌刻溪州之战的经过及双方盟约条款，彭士愁仍为溪州刺史，取得合法地位，为其政权统治溪州八百余年奠定了基础(附《复溪州铜柱记》于后)。
溪州之战的结局，从表面上看，彭士愁主动求和，似乎是失败者，但从双方签订的盟约来看，彭士愁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权益。诸如：楚国对溪州属地不征赋税；不抽兵丁；楚国军人和百姓不能随意进入溪州；彭士愁属下的各部落酋长如有冒犯朝廷之处，只能由彭士愁科惩，楚国不能发军攻讨；彭士愁溪州刺史的职务亦由楚国王朝任命等等。这些条款明显地有利于彭士愁，不仅为其统一酉水流域建立传世八百余年的小朝廷奠定了基础，而且使酉水流水流域的社会轶序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酉水流域人民的利益。
后周显德三年（956），士愁死后，长子彭师裕袭靖边都誓主兼下溪州刺史。
邹升光：溪州彭氏的族源考
[摘要]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历史中具有浓重的一笔，关于溪州彭氏的族源，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说”，其中著名学者潘光旦认为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本人在作口述史过程中，发现“江西说”成为最“通俗”的说法，这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一种附会？鉴于对江西考的许多置疑，“江西说”似乎站不稳脚，而溪州彭氏最有可能是从川东(渝)迁入的巴人一支。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些证明溪州彭氏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湘西北在历史上与川东(渝)的关系，更能说明溪州彭氏是从该地迁入的。溪州彭氏的迁入在湘西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江西考质疑
关于溪州彭氏土司的族源考，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吉安彭构云一族说”，特别是著名学者潘光旦就认为湘西土家族彭氏完全来源于江西。但是在查考史籍，翻阅族谱，县志及进行口述史过程中，本人发现许多矛盾与冲突。
史籍不详与模糊。《资治通鉴》第267卷载：“（梁开平四年即公元910年）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墁{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可知这一战彭芘憩{在楚军援助下大胜。而《十国春秋.楚七.彭>载：“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辰州刺史彭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何以担任辰州刺史？何以“阖门遇害”？这与正史《资治通鉴》不合，姑且先认为它所载为真。《永顺县志》记：“彭士愁，瑊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授静边指挥使，封上柱国。”既然阖门遇害，为何还留一子在溪州？如果相信正史《资治通鉴》无误，但与族谱对照，又会发现矛盾。如《资治通鉴》第267卷载：“（公元90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师攻洪州，袁州刺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危全讽，淮南将周本大败全乘胜攻袁州，执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吉州刺史彭е谑П汲，楚王马殷表恢荽淌罚酉７度⑵渑！倍队浪撑硎献迤住芳牵骸傲嚎皆辏ü907年，彭瑊）率二子师裕，师晃统率蛮兵征进五溪，逐土蛮王吴着冲于龙山洛塔，因此得其土地永，保龙等。”公元909年江西彭氏是被迫进入湖南，投奔楚王马殷的，为何彭芘憩{毫无历史被景，就于907年入蛮地？彭氏土司在湘鄂渝黔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彭优砑逃ⅲ萄技谑吩兀憩{与彭士愁的父子关系却无记载，彭瑊与彭士愁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不仅源于史籍等可靠资料的缺失，更在于族谱、县志的模糊不清。“家谱是一个家族的自我记录，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隐恶扬善，为亲者讳，攀宗附祖，牵强附会地夸大，编造本族的显赫的历史，按照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形象，规范先人的言行，随意地、甚至天方夜谭地溯源、系、流。”（《湖南家谱解读》邹华享）谭其骧也认为“家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湖南人由来考》）。永顺族谱也有通病，如记:“彭溆诔ば怂哪辏砟98岁。”可定其生卒年为:公元836年-公元934年；彭彦希（士愁）卒于大略宋太宗兴国年间，享年73岁。可定其生卒年为:公元903-公元907年，不难发现叔侄两辈占据了140年的时间跨度，更可笑的是《永顺县志》记：“彭士愁，瑊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后继上溪州加检校司徒。”这意味着彭彦希7岁就当溪州刺史，可见《彭氏族谱》中关于溪州刺史来源江西是附会之说。附会有其历史原因，彭士愁为彭瑊之子说最早应源于明正得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麟撰《永顺宣慰司志》及刘健所作《世忠堂铭》。明清时期、四川、湖南江西之间有一股移民潮、即“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这时期许多江西来的汉人进入湘西北地区，因为这些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善于经商，土司为了谋求自身发展，于是积极拉拢他们。”《永顺宣慰司志》的作者为了攀龙附凤，光祖耀宗，照抄了江西彭氏的家谱。”有的江西学者炫耀博学，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进行烦琐的考证，为永顺彭氏修谱进行了大量的卖弄活动，定下了两地彭氏的假亲关系。”（《彭氏愁并非汉人》）彭关章迁入的江西籍，汉人为了更好的在湘西北定居生活，也认可了这种关系。大迁徙可能性不大，潘光旦认为湘西北地区有其一贯性，该地区没有出现过全局性的迁入或迁出。”唐宋时期，居住在巴渝及其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开始以定居生活为主，迁徙变动不大。”（《彭水县志》）如果说湘西北土家族中的彭姓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那么要繁衍出土家族彭姓这一大宗族，唐宋时期就必须出现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混乱，但正史及地方志均无记载，事实上可能性也不存在。著名学者谭其骧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指出：彭⑴憩{兄弟与彭士愁、彭师皓父子“则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者也。”彭氏冒称彭瑊之后，府县志皆信以为真，雍正五年永顺彭肇槐纳土后，招安插江西吉水县原籍，甚至清庭功令，亦真信无疑，故不但辞烦,特别史专以驳斥之。
二、彭氏土司的迁入
1、溪州彭氏应该是由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四省边区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整体。就民族构成来说，今天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在重庆有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地，在湘西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吉首、泸溪、桑植、大庸，湖北来凤、鹤峰、咸丰、宣恩、五峰、长阳、利川、恩施等县，黔东的桃松县等。关于土家族族源有多种说法，如“江西说、乌蛮说、蛮蜒说、羌人说、濮人说、土著说、巴人说”等，但不论其族源在哪里，土家族先民都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频繁迁徙；不论其民族主体是巴人还是其他,，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联系是密切的，经过不断迁徙融合，为后来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虽然湘鄂渝黔在行政区划上各个独立体，但从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看，它们仍是一个统体。“武陵山脉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江、沅江间，蔓延于湘西北之沅江、澧江间，迄常德西境平山上为古五溪蛮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五溪之一的酉水，其南源在渝境内的酉阳，经秀山流入湘西花垣河进入酉水，经黔东北松桃县的松江河亦至入酉水。其北源在鄂西宣恩，经来凤流入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酉水流域正是今天土家族主要分布区。单从这一流域的崖墓看，便可窥见它们在风俗文化上的联系。湘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楚通黔、滇和蜀的水陆要道。”（公元前308年）秦谴司马错率巴书蜀众十万，大驳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
湘西与黔东在历史上本属同一个自然区域，两省行政区域的界线，自明永乐起才逐渐划清。乌江、沅江自贵州从西而东北向，为民族迁徙提供了良好的交通孔道，因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频繁的。”（罗维庆《土家族源于乌蛮考》）古代巴国跟这一区域的联系也很密切，其在奉节、巫山一带与楚搭界，南达今黔江，乌江流域从四川涪陵清江及已迁到湘西北和黔东北的。这一点可以说明溪州彭氏迁入时，已有许多巴人在这一地区融合。
从封建建制看，湘鄂黔渝联系也颇密切。湘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溪州；川东土家族地区古称黔州，后改酉阳州；鄂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施州；黔东北古称思州。《永顺县志》中记有：溪州地域，东抵荆湖，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据归峡。唐中叶，这一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经济体了。”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江南道西部增置（黔中道），治所在今彭水县城，为全国十五道之一，其辖在今湖南的有辰州、溪州，贞观元年（公元785年）黔中道治所辰州，三年迁回彭水。”（彭水县志》）以后虽有变动，但彭水县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为黔中郡的治所，所以川（渝）东地区与湘西北的交往应该是很频繁的。”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湘西北）‘溪洞蛮’修黔州城（彭水县）。”（《湘西历史大事》）历史上的湘鄂渝黔交界区在横向纵向上的立体式联系，可以证明溪州彭氏从川渝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溪州彭氏是土人而非汉人。永顺司系第七代有福石宠之名，保靖司系传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药哈俾、彭麦谷踵、大虫可宜、彭南木处等名。土家语‘呼长官曰冲，又曰送，又曰踵，又曰从。’这些资料都可间接或直接证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汉人。”（《土家族简史》）彭师裕儿子彭允林土名‘麦即把’，彭允林孙彭儒猛土名‘夫送’，彭儒猛儿子彭仕羲土名‘福送’，彭仕羲儿子彭师晏土名‘惹贴送’等等。”（《历代稽勋录》）如果说这是汉化的结果，那么作为汉人的彭士愁的姓名为何有如此多的写法？《旧五代史》作“士愁”；《新五代史>作“士然”；《十国春秋》将“士愁、仕然”并提；《资治通鉴》作“彦晞”；《续通志》作“自然”。事实上我们已经否定了溪州彭氏江西考了，这些土名就从一方面证明了溪州彭氏是土人。溪州彭氏之所以800年巍然不动，因为他们也是土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容易与当地土民发生大的冲突。
3、溪州彭氏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板楯蛮（巴人一支）即是用彭排（旁排）御敌的巴人，即彭人。由于汉代以后。彭人（即板楯蛮）在今郁江流域活动，所以隋代今郁江叫彭水，成为彭水县得名之由。”（《彭水县志》）；《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而《史记.周本纪>则称巴师为“彭人”，彭即巴也，亦称‘彭水夷’，是川巴板的重要一支。据徐仲舒先生考证，其中心在今川（渝）东彭水县濛阳镇，当属川巴板楯无疑。”（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何岳光在《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一文中论证了彭氏的迁徙过程：古代彭国人一支经过迁徙，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这条河因彭人所居住便叫彭水。大约于公元前6世纪时与庸、微、罗都先后被楚所灭。彭人从此离散，一部分南渡长江辗转散居于今湘鄂川（渝）边界丛山里和后来迁来的巴族杂居，可能与今天的土家族的彭姓有关。彭族氏的后裔经过长时间、长距离的迁徙后，达到湘鄂渝黔边区。古巴人已经过长期融合，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汉人了。总之，不论土家族彭姓源于汉姓，还是由于他们使用武器（彭排）的音变，或者源于巴姓中的“樊”姓等其他说法，都可以证明与彭巴联系密切，溪州彭氏极有可能是从川渝迁入的巴人。实际上川东（渝东南）酉阳土家族的联系更为密切。”酉东酉水河畔的三峿山，传说是土家族大姓彭、田、白三姓的族山，至今仍为辨族同异的依据。”今川黔鄂边各县姓冉的，绝大多数也都是由酉阳辗转迁徙去的。”（冉敬林《酉阳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
4、迁入的时间、背景。《复溪州铜柱记》载：“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由“三四代”可推知溪州彭氏土司先人，应于唐末迁入湘西北的。隋唐时期，巴渝地区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巴蜀地区北郊关中，东控荆湘，一旦朝廷有变，皇帝往往避乱于蜀中。唐末乾符三年(公元874年)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黄巢大军攻占潼关，唐僖宗仓皇出逃，次年初抵成都，僖宗幸蜀对巴蜀人民剥削变本加厉，巴蜀人民怨声载道。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巴蜀地区的邛州、涪州先后爆发了阡能、韩秀升起义。暴乱可能会引起人口迁徙，于是一部分巴蜀人民向西迁入成为可能，但是大规模进入湘西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会引起这一地区的不稳定，而湘西北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徙和社会变动，所以只能是近距离、短时间的迁徙。居住在川东（渝东南）地区的土民，早就适应了这一区域的生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因此能很快融入到湘西北土民中去，投靠强宗大族成为可能。
迁入之后，溪州彭氏很快与当地土民融合，并不断拓展自己的力。“窃意唐末溪州蛮中，有吴、彭二氏，曾一度发生战争，结果彭胜吴败。彭氏至此，遂得世为诸蛮酋领。”（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谭其骧是肯定有吴、彭之争的，即便正史中无记载，吴、彭之争则见于《龙山县志.卷六》：“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吴著冲......余土归瑊。”其中引出了江西彭，姑且不将这些作为真实的历史描述而认为，有彭人与湘西北强宗大族发生争斗，那么这种可能性从而确定了彭氏在湘西北的地位，为联众抗楚奠定基础。大约自东汉以前土家族各部处于不稳定状态，之后各部在对抗封建王朝斗争中相互援助日益增多。南北朝时期，土家族内部出现世袭制度，意味着稳定性在增强。隋唐武陵区形成“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者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的局面。”（《周书.蛮传》）因此可见隋唐时彭姓影响力还很小，至于有无彭姓，有待考证。至唐土家族主要按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邻溪峒，“一峒为一部落”，首领靠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持部落内的联系。五代时期，马楚政权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因各土酋势力大小而委以不同的羁縻州县职。但由于中央王朝与各羁縻州县的关系，此时几乎已不存在，而且各部族忙于相互间征伐，部分少数民族首领便“自署刺史”。彭士愁在溪州之战前就自署“溪州刺史”，这些发展说明了土家族的内部稳定性在增强，一方面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同时彭士愁能抗楚成为可能。
5、溪州之战的影响。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彭士愁率锦（麻阳——、奖（芷江）、溪（龙山）三州诸蛮，进攻辰、澧州等地。楚王马希范派部将刘勍、刘全明率兵五千迎击。最后彭士愁遣其子彭师皋率诸蛮酋降于刘勍。这场著名的溪州之战，不仅在《复溪州铜柱记》上有详细记载，而且正史也有相关记载。溪州之战对湘西北土家族的影响是深远的，溪州铜柱铭文载：“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敢无师古，夺财贪地，实所不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栗，大赈贫民，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溪之将佐，衔恩感化，请立柱以誓焉。”.由此可见溪州之战缓和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彭士愁同时取得了溪州刺史的合法地位，为其独立王国的发展奠定基础，标志着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土家族中崛起。”弹周大乡、三亭两县，若无税课，归顺之后，请袛依旧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却掠?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奏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衹为证者。”马希范面对彭士愁的苛刻要求，回复道：“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税，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由此溪州彭氏取得了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治权，为湘西北土家族稳定连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为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铸铜柱为约，盟誓言和，从而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尊严，客观上有利于湘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民族志》）
三、溪州彭氏迁入的意义
溪州彭氏迁入无疑是适应和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的，因为他们也属于湘鄂渝黔的土民，在意识形态上与湘西北土民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彭氏从此跻身于土家族大姓行列。“彭氏成为溪州最大的领主，为巩固地位，用汉地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开发山区资源，客观上起推动作用。”（《民族志》）溪州彭氏迁入无疑促进了这一地区生产发展，“溪州从北宋初便与朝廷保持‘贡赐’，以进贡方式与中央王朝进行经济联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民间经济技术交流，为彭氏世袭统治奠定基础。”（《民族志》）溪彭统治期间，是湘西北土司制度重要领属，也是土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时期。当代有500多万彭姓者，湖南就占有18%。由此我们不否认历史长河中改姓的可能姓存在，但溪州彭氏应该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他们为湘西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他们依然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作者邹升光，男，安徽省宁国市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04级历史师范专业学生）
参考书目:
[1]《永顺彭氏族谱》
[2]《溪州铜柱记》
[3]《溪州铜柱铭文》
[4]《资治通鉴》
[5]《史记》
[6]《尚书》
[7]《周书》
[8]《新五代史》
[9]《旧五代史》
[10]《十国春秋》
[11]《永顺县志》
[12]《龙山县志》
[13]《彭水县志》
[14]《华阳国志.巴志》
[15]《土家族历史大事》
[16]《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
[17]《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8]皱华享.湖南家谱解读.
湖南出版社.
[19]《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丛书.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彭士愁并非汉人》彭官章.《土家族源于乌蛮考》罗维庆.《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彭英明.
[20]臧厉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
[21]《历代稽勋录》
[22]王承尧.土家族土司史录. 岳麓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