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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个致命危险
  • 文化的产业化从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甚至从某种狭隘的政策、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自身却具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即文化在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候,逐渐丧失文化自身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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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彭富春

    除上述所说的问题之外,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们都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和必须解决的。但这种文化产业的非均衡性或者是非和谐的发展还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文化本性受到了伤害。

    必须承认,文化的产业化从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甚至从某种狭隘的政策、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自身却具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即文化在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候,逐渐丧失文化自身的本性。

    在市场经济的游戏中,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因素有三个: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它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文化。

    第一,虚无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主要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也就是基础、目的和价值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价值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价值已经不再具有规定性,它至多只是一个文化遗产和遗迹。如传统的春节不仅是家人的团圆,而且也是对于天地的膜拜和对于祖宗的追思,但现在的春节却完全改变了其本性。在饥饿的岁月里,它是饱餐的时机,但在温饱的年代里,它几乎只是一个例行公式。

    人们不敬畏天地,但未必就崇拜上帝。如在西方的圣诞节,人们到教堂去赞美上帝,在家里和亲人相聚。但在中国的圣诞节,人们往往和朋友们狂欢。既不是天地,也不是上帝,而是各种体育和娱乐明星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偶像。他们并不代表某种最高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里第一,是名人。但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各种类型的造星运动,它将一个非英雄变成英雄,如芙蓉姐姐。这些人物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虚无主义的明星。

    第二、技术主义的文化。当代的各种文化只要它试图进入市场的话,那么它们都必须借助于技术,最主要是传媒技术、信息技术。例如广告就是极端情形。一种文化产品已经被技术处理过了,而广告对于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文化产品还要进行再度技术处理。就技术方面而言,当代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拟化。

    一个虚拟的文化产品所呈现的特性为:假的如同真的。因此人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如同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一样。但这容易混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网络依赖症就是如此。正如人们依赖酒精和毒品所制造的麻醉和幻觉一样,网络依赖症就是对于虚拟世界的依赖。它无非表明,人被技术化了,人被技术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所控制了。

    第三,享乐主义的文化。当文化成为产品的时候,它就要提供给人消费。所谓消费就是满足人的欲望。人有各种欲望,有身体的,有社会的,还有精神的。但身体感官欲望的满足,亦即享乐,成为了消费最直接的形态。因此一些文化产品便直接或间接地将享乐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则。于是不仅所谓的娱乐文化,而且一般的文化也奉行这样的口号: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更有甚者,有的文化产品为了刺激人们的欲望,诲淫诲盗,宣传色情和暴力。这种文化就不是一般的享乐主义了,而是假丑恶,是走向犯罪。

    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必须针对上述三种倾向,开辟新的道路。反对虚无主义,让古今中外的智慧照亮我们的生活世界;反对技术主义,让技术不要控制万物和人;反对享乐主义,让欲望不要越过其当代历史所确定的边界。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建设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化。它是中国的,因此是民族的;同时也是现代的,因此是与时俱进的。这种中国的现代的文化便实现了文化自身的本性:陶冶和塑造人性,让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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