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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澎: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后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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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黔西北走出的作家们,常说这么一句话:“毕节的新生代作家,多是从《高原》登场,在省内国内一展身手,然后在《黔西北文学》、《西黔诗话》中留下一席之地。”后来发现,不论是文学双月刊《高原》、多卷本的《黔西北文学》,还是点评34位黔西北青年诗人的《西黔诗话》,都和诗人、作家彭澎有关。


          二〇〇四年,彭澎开始负责《高原》文学双月刊,常设栏目“黔地作家”,推出了近两百名贵州知名作家或准知名作家;有那么四、五回,《高原》还与周边川滇黔的兄弟期刊联袂推出“青年作家小辑”,不仅是毕节地区,目前省内一些有些影响力的青年作家,当真是从《高原》登场走出来的;《黔西北文学》是毕节本土第一个文学合集,计划出版五部,目前已推出诗歌、散文卷;至于《西黔诗话》,则与当地报社合作推介毕节大地的青年作者,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范畴,彭澎负责诗人、诗歌评论部分,最终结集成册。


           这些,都是彭澎多年来在构建黔西北文学谱系所作的努力。最近,他还以七星关区小吉场镇的青年作家为对象,汇聚一个乡镇的文学力量,主编出版了纯文学读本《文学里的吉场》,这在全省都属“开先河”之作。


          而作为一位诗人、作家,彭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一路见了许多真正的作家、评论家,经历文学的辉煌与式微,须臾也未曾离开文学。用他的话说:“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后的温暖。”从彭澎相继出版的诗集《西南以西》以及长篇纪实散文《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两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和干净有关,从干净的地方来,往干净的地方去。

    心理与地理的净土

    1.我手上有你相继出版的两部作品,长篇散文《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与诗集《西南以西》,在写作时间上似乎有承接关系。有意思的是,诗集《西南以西》贯穿着一条“时间”的界线,与“西南以西”的方位形成一方时空;而《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一书中,实地走访的时间却一一隐去,只剩空间。有时分不清哪些是作者的行迹,哪些是“百年家族”的故事,有种“乱真”的感觉。“时间”在二书中一显一隐,有何考量?

    我的书就像我的孩子,出生时间不一样而已,当是至爱之作。它们之间内在的牵挂,是一条贯穿着始末的线,一条时隐时现的路,它的存在,经纬着这一些文字的气象与格局。就题材言,《西南以西》是诗歌集,同期出版的,还有评论集《西黔诗话》,这都是五年前的事。《西南以西》里面说的,是我这些年走过的一些路,一些岁月,过程与痕迹,有如日记,记述着一路辗转与奔忙。天南地北走过,回到我的故土,才知道人间的太多物事,再远再大,也不过是眼前所见到的这一片天地,脚底下踏过的一小块地方。前些年走过的地方多,也就一路写着,如此做法,曾被作家黄恩鹏兄称之为旅途诗扎,心下认为倒也贴切。时间和空间其实有些时候是明朗的,各在各的轨道上,更多的时候,则是交叠的,纵横的,这样的融汇展示的,不只是文字的厚度,更是岁月的仁慈。我享受着这样的美好。《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与《西南以西》之迥异,更多展现的,不过是叙述或是表达方式有别,内里流动的,江河一样的情感,则是一脉相通的。《西南以西》着墨浓烈处,更多是时间节点上的岁月痕迹,对自己一路走来的线性思考。《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不一样,他写到的,是这个家族的家族史、生命史、文化史,当然更是宽泛一些的,我们整个民族、整个人世间的一个来来去去。我的想法是,透过这样的家族,来展示整个澜沧江边、整个民族的一个进程与命运,就时间的指向言,前者多显露于平面,后者则多隐藏在内心,其实只要扎入内里,看到的,都是一脉相承的生命之书,大地之书,文化之书。


    我珍视着我写下的每一个文字,因为每一个文字都是我认真写下的。诚如何士光老师说,我们是写句子的,每一句话都得写好,断不可随意。这么些年,我也是把写好每一个句子,当成一次与内心更进一步的对应,当作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交流,当成我文学创作的肇始。

    2.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词:净土。分别是心理的净土、地理的净土。你是否有这样的理念:你的文字,从干净的地方来,往干净的地方去?与此同时,你忍不住会提到身处“文化式微之处、名利喧嚣之时”的背景,想知道的是,你与这样的背景如何相处的,有达成一种平衡么?

    我的内心,时常总是腾了一个空地,来存放这样的净地,心里有了,眼前便有,脚下便有。因为本我里有着纯粹的净地所在,所以写诗,所以作文。在一个人心渐次荒芜、本土文化式微的时候,我们尚能保证自我内心的纯净,保证文学永驻我心,甚至还能如此悠闲着谈论文学,说来是有些奢侈,却也是醇厚的幸福。也许因着重重因由,身处的世界已然不好找到自己渴求的点滴,却可以从自己的文字里遇见最好的世界,当然,这是文学无意间透出的实用本能,实在再好不过。这也是作为作家,最好的境遇,我们有责任,好好维新着它。世界愈发多元,我们当然不能只着眼于自己的孔见,去要求这大千世界为你臣服,为你开道。脚步迈出,自然路就在眼前,我们可以找到有别他人的通道,回到自己原初的梦想里来。多年之前,我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后的温暖。我更想说的,是文学终究美好,无论世道如何变化,总是有那么一群人,会为着理想而活着,为着文学而活着。比如我等,就是藉着一点小小的理想,一路前行。我们怀揣的,当然是指望着这世界会一天一天变好起来,如此信念,如此心肠,时不时地,会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多看看我们的内心,多听听内心,一切便也好了起来。尽管这样近乎梦想的做法,在俗世面前,一文不值。其实,只因为内心常植信仰之道,慎独与担当相随自我,我们才可以在自己的心间,找到一片净地,一片真正的净地。

    “不再写诗”后的写作

    3.在《西南以西》一书里,有“不再写诗”的念头。在我粗浅的认知里,“不再写诗”往往是极大的悲悯,富有某种象征性。如“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当诗歌已融入血肉生命,是什么才能让一个诗人不再写诗呢?当下“诗歌现象比诗歌多”、“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现象,是你“不再写诗”念头的背景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我最初的写诗,是在读师范时候,整天一群人激情澎湃着,沉醉于文学的美好,觉着写诗,可以高过一切,包括功课。那时的文学氛围自然很好,每一个文学的行为,都会被人视为高妙之事,自然之事,自得其乐,我就在那个逼仄的校园,度过了美好的三年。之后,在戴明贤老师的推荐下,一九八七年八月,也就是临近毕业的日子,于《贵阳晚报》副刊发表了第一首诗,处女作。那时的写作,太多的跟风,语言或者意象,过多的生涩、晦暗、怪僻,纵是孤芳,自赏却也自得。人年轻,不及二十,随心所欲,也不知道对文字应该拥有必要的敬畏,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真正意义开始自己的写作,时间得推后到十年前去上鲁院高研班时,可以算着分水岭一样的存在。我不是说来授课的老师给了我多少妙绝密钥,而是这样的机缘,给我打开一扇一扇的窗口,从别人身上,我看到自己,接下来走的路,也就有了太多的自我把控,人可以不去想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但一定要想不该走什么路。彼时我在鲁院,见到了国内众多的一线作家、一线编辑,见得多了,想想文学也不过如此。人一旦明晓过来,无论看物或者做事,也就有了新的视角和观照的标准。我本人对于文字,是有洁癖的,不入眼的东西,纵是出自名流之手,我也只会随手丢开,这样的东西看得越多,除了一地鸡毛,就只余下喧嚣与寡意,于世于已,毫无半点滋味,也就着意让自己,要远远让开。我不想凑这样的热闹,只想安生着过日子,生活的日子,诗歌的日子,有情怀的日子。现在的诗歌境地,实在不好,诗歌是没有错的,是那些想依附诗歌作为跳板的著名诗人们,弄坏了自己生存的大地。好诗偶也能见到,但实在少得可怜,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体,也就不足以外道。我自己说不再写诗,其实不过是暂时移开身子,是不想凑热闹,但诗歌,将在心间永驻。一如我多年不写,别人往我身上贴的标签,依然还是诗人。做诗人,挺好,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4.诗集外,你现在出版了散文集,正在写长篇小说。诗人去写散文、写小说,似乎不是顺理成章这么简单的事吧?你现在还在写诗么?

    文学的各个样式之间本无质的间隔,万物到了高处,当是一通百通。一如现代人所住的高楼,下边,皆有墙壁门窗作了隔断,一家有一家的世界,一家有一家的布局,只是到得顶层,到得天台,全部打通,一马平川,彼此之间,汇聚成为宏大格局,成就浑然一体的天地。只是遗憾,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找到到达天台这么一条路径,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及,也就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一弯天井里。在我看来,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小说,它们都是文字的表述,一通百通,之间不过是外形有别而已。一个真正的作家,各类文体都能做上一手才是,至于做出来的文本有好有歹,有弱有强,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如果一个号称如何了得的诗人或者小说作家,连一篇散文都写不清楚,我无法理解的。一个诗人去写散文或者小说,不过是换了一个行头的事情,不必惊愕,当是自然而然的事体。我现在的诗歌,在贵州甚至更宽泛一些的地域里,和别人是不一样,有着明显的辩识度。我以为,有了自我的元素和理解,才当是好诗歌的前提,并不在意别人说好说歹,不计较,只是得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才是。从诗歌转而为其他样式的写作,对于自我的提升,对于自我丰富的锻造,当是一个好的行为,也是一个上好检验,我愿意尝试着做些事情。对于诗歌的写作,一段时间可能会歇下来,以后应该还会继续,它已然镌刻进入我的血脉里了。

    三十年里的文学血脉

    5.北大谢冕教授曾为你的诗集作序。去年他来贵阳“精读堂”讲学,你不在现场。在我的印象中,你极少出现在当下文学(或文学活动)的“现场”,像是“缺席者”,也像是“旁观者”。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你须臾没有偏离过文学的路,在路上也遇到了许多真正的作家、评论家,是文学的 “幸存者”。“缺席者”、“旁观者”、“幸存者”者并列,你怎么看待?

    谢冕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当年在唐亚平姐的引荐下,谢老师为我的第一本诗集《你的右手我的左手》写过序言。起初找到谢老师,毫无悬念地,他婉拒了。之后我说,要不老师,我把稿子给您寄过去,您看看,如果有感觉,就写,没感觉就算了。我真是不敢奢望,过了两三个月,谢老师电话我,说序言已经写好。我的激动,一点不亚于当年发表第一首诗时的彻夜不眠。我知道,甫一出道,便遇到像谢老师这样的长者,我是何等的幸运,是何等的功德!但谢老师到贵阳讲学那天,我正好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位省内外作家参加的文学采风,实在走不开。这是我无比遗憾的事情。


    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些文学活动,我参加得不多,但大型的主体活动,也参加得不少。文学本身,我却是从来不曾离席过,须臾都不曾离席。黔西北文学乃至贵州文学的这三十年,可以说,我既是见证者,也是经历者,我还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旁观者。这里的文学活动没有参与,也在另外一个文学的活动里出现,我原本就是文学工作者,有些时候,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就是我的工作职责。


    于我自己,近十年的经历中,前五年主要是做文学推介,后面的五年主要是写作。黔西北青年作家群的推出,我是走在最前面、做得最多的那个,我所主持的《高原》文学双月刊,在全国地区级期刊中有了些许好名声,也是这些年把职业当作事业,尽心敬业其间的结果。这两年方向有所调整,重心放到写作上,现在正在写作一个长篇小说《家谱第二十四卷》,已经写了十六万字。


     此外,在近两年时间里,凭借一己之力,协调资金一百多万元,约请了省内外作家一百余名来毕节、纳雍、遵义等地采风,大量描写贵州的作品发表在各地期刊,并陆续结集出版。自以为可算得功德。

    6.你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年代”走来的,回想起那个年代,再看看现在,会想起什么?留在记忆里的有哪些人、哪些事?

    虽然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意义开始文学创作,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于文学而言,我们也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虽则算得是末端。我得感谢这个时代,我刚一进入文学之门,就遇到了戴明贤、何士光、谢冕等等这样的好老师,与这些老师的交往,垫高了我文学创作的起点,这很重要。一九九四年我进入贵州教育学院(现为贵州师范学院)读书,和贵阳文学圈内的朋友们,有了较为深厚的接触,时不时就会在一起吃饭、喝酒、听音乐,有时也说一些文学的事情,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是贵州文学的中坚力量。那个时候还真是好,只要拥有文学两个字,伸出手去,握在一起,我们便成了上好的朋友。朋友之间的相聚,断然少了如今的繁文缛节,可以随便择一个地方,坐下来便可以海阔天空,纵横捭阖,文学,是我们真正的血脉朋友。我第一次参加的笔会,是一九九〇年左右,在红枫湖,我就在那里,好好生生地在文学里呆了四天,那时候,何士光、李起超、黄祖康等等老师,还年轻着,也热心着,他们偶或也会对我们说些文学的这这那那,更多的,则是说着别的有趣事情,也都和文学有着多多少少关联,具体说了什么,早就忘记,但当时的温暖,还在。每天醒来,我们就在湖边走过,向晚时分,我们也在湖边走过。文学实在太过美好,连同湖边的树和水,也仿佛和文学密不可分,眼里看到的,也都是文学的所在。我之后参加过的笔会多,只是像这次一样铭刻在脑子里,不能从脑海里走开的,再也没有过。

    构建黔西北文学谱系

    7.在我看来,你的文学推介、构建地方文学谱系的努力,是一项“赋予地域以文学,赋予文学以岁月”的工作。为何如此看重文学在地域中的重要性?还是说,这些工作不过是文学最后的挽歌?

    这么些年做文学,或者文学推介,与省内外的媒体、期刊交道比较多,对内对外的情况,也多有了解。原本文学所要做的,就是人的本身,还有人生活的环境。这样说来,写好自己脚下的大地,写好你周遭的人群,写好自己,你也就写好了该写的文字。我不想说大话,也就愿意从眼下开始,自觉地处置好我们与世界的联络,我知道,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谐振,而不是对立,是友善和睦,而不是针锋相对。这样说来,面对我们的母土,面对我们小小的地域,实在说起来,该做的事太多。我不是刻意要去把自己圈在黔西北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之中,这是无奈之中的选择。只是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大气象,关键是你如何去写,去观照,一旦明转过来,也就自然把之前的被动写作,转换为主动写作,建立好地方文化谱系。这样的写作,就不只拥有了时间的长度,同时也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关键的是,在找到这一点时,太不容易,也太过艰难,就像暗夜里远天的一束光芒,要真正走到面前来,走过的路也不单是山重水复的简单对换,而是充满了生命蜕变的起起落落。之于文学,我不敢奢望还会出现八十年代光芒万丈的灿烂时刻,但我依然相信文学的美好,会永驻人间,永驻人心。

    8.我很想以文学、文学家或文学史的角度梳理黔西北这一地域,不知你有成型的构想、路径和认知么?

    按说,黔西北应该四处充盈着文化气息,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是一个有浓烈文学情怀的地方。明代或明代以前,它当是贵州这片土地上,最有文化含量的所在,但之后的种种因由,慢慢衰落下来。但也不能说衰落到一无是处。可以这么说,近现代的黔西北文学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少,但也足够份量,正是他们,组构了贵州文学的浩瀚历史。黔西北的余达父、周素园两位老先生,无论是文本的光芒,还是文字里透见的思想,也都堪称比肩贵州先贤“郑莫黎”的一代宗师。他们的光芒被隐蔽着,藏匿着,也就鲜为外界知见,好在近几年对两位老先生的研究,已慢慢展开,初见效果。遗憾的是,之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我们的黔西北文学几为空白。大浪淘沙,过了些年头,九十年代到来,连同之后的近十年时间,这片土地上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黔西北作家群,尤其是黔西北青年作家群的兴起,更是风生水起,享誉黔省,更是得川滇的昭通、泸州、宜宾的同行们称颂。时间不长,黔西北文学曾经有过的成绩,再次停留下真空一般的空白里去。出人才,出作品,让能做事的人做好事情,完善机制,重铸辉煌,打造一支精锐之师,已经到了事在必行的时候。文学也是生产力,以文学的形式打造、提升地方影响力,真正做好,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我们毗邻的昭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尘世浩瀚,在伟大的大地面前,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我从来不愿意与这个世界针锋相对,而是找到一个和解的渠道,只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才能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我心安宁,便可透见真正的本我,让自己回到这世间最是美好的区位和象限上来。就不能不想到,爱好我脚下的这片大地,爱好我看到的这一片山川,便是爱好了我们的故土,爱好了我们的祖国,爱好了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尽管现在的情况不尽如意,但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也相信文学会让我们卑微的生活,变得高贵起来。这高贵起来的,不只是文学,更是人心。


    彭澎,贵州省毕节市人。著有诗集《你的右手我的左手》及《西南以西》,散文集《酒中舍曲》,长篇纪实散文《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评论集《西黔诗话:黔西北八〇后诗人群像》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高原》文学双月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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