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黔西北走出的作家们，常说这么一句话：“毕节的新生代作家，多是从《高原》登场，在省内国内一展身手，然后在《黔西北文学》、《西黔诗话》中留下一席之地。”后来发现，不论是文学双月刊《高原》、多卷本的《黔西北文学》，还是点评34位黔西北青年诗人的《西黔诗话》，都和诗人、作家彭澎有关。

      二〇〇四年，彭澎开始负责《高原》文学双月刊，常设栏目“黔地作家”，推出了近两百名贵州知名作家或准知名作家；有那么四、五回，《高原》还与周边川滇黔的兄弟期刊联袂推出“青年作家小辑”，不仅是毕节地区，目前省内一些有些影响力的青年作家，当真是从《高原》登场走出来的；《黔西北文学》是毕节本土第一个文学合集，计划出版五部，目前已推出诗歌、散文卷；至于《西黔诗话》，则与当地报社合作推介毕节大地的青年作者，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范畴，彭澎负责诗人、诗歌评论部分，最终结集成册。

       这些，都是彭澎多年来在构建黔西北文学谱系所作的努力。最近，他还以七星关区小吉场镇的青年作家为对象，汇聚一个乡镇的文学力量，主编出版了纯文学读本《文学里的吉场》，这在全省都属“开先河”之作。

      而作为一位诗人、作家，彭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一路见了许多真正的作家、评论家，经历文学的辉煌与式微，须臾也未曾离开文学。用他的话说：“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后的温暖。”从彭澎相继出版的诗集《西南以西》以及长篇纪实散文《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两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和干净有关，从干净的地方来，往干净的地方去。

我的书就像我的孩子，出生时间不一样而已，当是至爱之作。它们之间内在的牵挂，是一条贯穿着始末的线，一条时隐时现的路，它的存在，经纬着这一些文字的气象与格局。就题材言，《西南以西》是诗歌集，同期出版的，还有评论集《西黔诗话》，这都是五年前的事。《西南以西》里面说的，是我这些年走过的一些路，一些岁月，过程与痕迹，有如日记，记述着一路辗转与奔忙。天南地北走过，回到我的故土，才知道人间的太多物事，再远再大，也不过是眼前所见到的这一片天地，脚底下踏过的一小块地方。前些年走过的地方多，也就一路写着，如此做法，曾被作家黄恩鹏兄称之为旅途诗扎，心下认为倒也贴切。时间和空间其实有些时候是明朗的，各在各的轨道上，更多的时候，则是交叠的，纵横的，这样的融汇展示的，不只是文字的厚度，更是岁月的仁慈。我享受着这样的美好。《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与《西南以西》之迥异，更多展现的，不过是叙述或是表达方式有别，内里流动的，江河一样的情感，则是一脉相通的。《西南以西》着墨浓烈处，更多是时间节点上的岁月痕迹，对自己一路走来的线性思考。《澜沧江边的百年家族》不一样，他写到的，是这个家族的家族史、生命史、文化史，当然更是宽泛一些的，我们整个民族、整个人世间的一个来来去去。我的想法是，透过这样的家族，来展示整个澜沧江边、整个民族的一个进程与命运，就时间的指向言，前者多显露于平面，后者则多隐藏在内心，其实只要扎入内里，看到的，都是一脉相承的生命之书，大地之书，文化之书。

我珍视着我写下的每一个文字，因为每一个文字都是我认真写下的。诚如何士光老师说，我们是写句子的，每一句话都得写好，断不可随意。这么些年，我也是把写好每一个句子，当成一次与内心更进一步的对应，当作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交流，当成我文学创作的肇始。

我的内心，时常总是腾了一个空地，来存放这样的净地，心里有了，眼前便有，脚下便有。因为本我里有着纯粹的净地所在，所以写诗，所以作文。在一个人心渐次荒芜、本土文化式微的时候，我们尚能保证自我内心的纯净，保证文学永驻我心，甚至还能如此悠闲着谈论文学，说来是有些奢侈，却也是醇厚的幸福。也许因着重重因由，身处的世界已然不好找到自己渴求的点滴，却可以从自己的文字里遇见最好的世界，当然，这是文学无意间透出的实用本能，实在再好不过。这也是作为作家，最好的境遇，我们有责任，好好维新着它。世界愈发多元，我们当然不能只着眼于自己的孔见，去要求这大千世界为你臣服，为你开道。脚步迈出，自然路就在眼前，我们可以找到有别他人的通道，回到自己原初的梦想里来。多年之前，我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文学终究是世道人心最后的温暖。我更想说的，是文学终究美好，无论世道如何变化，总是有那么一群人，会为着理想而活着，为着文学而活着。比如我等，就是藉着一点小小的理想，一路前行。我们怀揣的，当然是指望着这世界会一天一天变好起来，如此信念，如此心肠，时不时地，会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多看看我们的内心，多听听内心，一切便也好了起来。尽管这样近乎梦想的做法，在俗世面前，一文不值。其实，只因为内心常植信仰之道，慎独与担当相随自我，我们才可以在自己的心间，找到一片净地，一片真正的净地。

我最初的写诗，是在读师范时候，整天一群人激情澎湃着，沉醉于文学的美好，觉着写诗，可以高过一切，包括功课。那时的文学氛围自然很好，每一个文学的行为，都会被人视为高妙之事，自然之事，自得其乐，我就在那个逼仄的校园，度过了美好的三年。之后，在戴明贤老师的推荐下，一九八七年八月，也就是临近毕业的日子，于《贵阳晚报》副刊发表了第一首诗，处女作。那时的写作，太多的跟风，语言或者意象，过多的生涩、晦暗、怪僻，纵是孤芳，自赏却也自得。人年轻，不及二十，随心所欲，也不知道对文字应该拥有必要的敬畏，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真正意义开始自己的写作，时间得推后到十年前去上鲁院高研班时，可以算着分水岭一样的存在。我不是说来授课的老师给了我多少妙绝密钥，而是这样的机缘，给我打开一扇一扇的窗口，从别人身上，我看到自己，接下来走的路，也就有了太多的自我把控，人可以不去想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但一定要想不该走什么路。彼时我在鲁院，见到了国内众多的一线作家、一线编辑，见得多了，想想文学也不过如此。人一旦明晓过来，无论看物或者做事，也就有了新的视角和观照的标准。我本人对于文字，是有洁癖的，不入眼的东西，纵是出自名流之手，我也只会随手丢开，这样的东西看得越多，除了一地鸡毛，就只余下喧嚣与寡意，于世于已，毫无半点滋味，也就着意让自己，要远远让开。我不想凑这样的热闹，只想安生着过日子，生活的日子，诗歌的日子，有情怀的日子。现在的诗歌境地，实在不好，诗歌是没有错的，是那些想依附诗歌作为跳板的著名诗人们，弄坏了自己生存的大地。好诗偶也能见到，但实在少得可怜，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体，也就不足以外道。我自己说不再写诗，其实不过是暂时移开身子，是不想凑热闹，但诗歌，将在心间永驻。一如我多年不写，别人往我身上贴的标签，依然还是诗人。做诗人，挺好，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文学的各个样式之间本无质的间隔，万物到了高处，当是一通百通。一如现代人所住的高楼，下边，皆有墙壁门窗作了隔断，一家有一家的世界，一家有一家的布局，只是到得顶层，到得天台，全部打通，一马平川，彼此之间，汇聚成为宏大格局，成就浑然一体的天地。只是遗憾，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找到到达天台这么一条路径，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及，也就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一弯天井里。在我看来，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小说，它们都是文字的表述，一通百通，之间不过是外形有别而已。一个真正的作家，各类文体都能做上一手才是，至于做出来的文本有好有歹，有弱有强，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如果一个号称如何了得的诗人或者小说作家，连一篇散文都写不清楚，我无法理解的。一个诗人去写散文或者小说，不过是换了一个行头的事情，不必惊愕，当是自然而然的事体。我现在的诗歌，在贵州甚至更宽泛一些的地域里，和别人是不一样，有着明显的辩识度。我以为，有了自我的元素和理解，才当是好诗歌的前提，并不在意别人说好说歹，不计较，只是得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才是。从诗歌转而为其他样式的写作，对于自我的提升，对于自我丰富的锻造，当是一个好的行为，也是一个上好检验，我愿意尝试着做些事情。对于诗歌的写作，一段时间可能会歇下来，以后应该还会继续，它已然镌刻进入我的血脉里了。

谢冕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当年在唐亚平姐的引荐下，谢老师为我的第一本诗集《你的右手我的左手》写过序言。起初找到谢老师，毫无悬念地，他婉拒了。之后我说，要不老师，我把稿子给您寄过去，您看看，如果有感觉，就写，没感觉就算了。我真是不敢奢望，过了两三个月，谢老师电话我，说序言已经写好。我的激动，一点不亚于当年发表第一首诗时的彻夜不眠。我知道，甫一出道，便遇到像谢老师这样的长者，我是何等的幸运，是何等的功德！但谢老师到贵阳讲学那天，我正好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位省内外作家参加的文学采风，实在走不开。这是我无比遗憾的事情。

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些文学活动，我参加得不多，但大型的主体活动，也参加得不少。文学本身，我却是从来不曾离席过，须臾都不曾离席。黔西北文学乃至贵州文学的这三十年，可以说，我既是见证者，也是经历者，我还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旁观者。这里的文学活动没有参与，也在另外一个文学的活动里出现，我原本就是文学工作者，有些时候，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就是我的工作职责。

于我自己，近十年的经历中，前五年主要是做文学推介，后面的五年主要是写作。黔西北青年作家群的推出，我是走在最前面、做得最多的那个，我所主持的《高原》文学双月刊，在全国地区级期刊中有了些许好名声，也是这些年把职业当作事业，尽心敬业其间的结果。这两年方向有所调整，重心放到写作上，现在正在写作一个长篇小说《家谱第二十四卷》，已经写了十六万字。

 此外，在近两年时间里，凭借一己之力，协调资金一百多万元，约请了省内外作家一百余名来毕节、纳雍、遵义等地采风，大量描写贵州的作品发表在各地期刊，并陆续结集出版。自以为可算得功德。

虽然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意义开始文学创作，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于文学而言，我们也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虽则算得是末端。我得感谢这个时代，我刚一进入文学之门，就遇到了戴明贤、何士光、谢冕等等这样的好老师，与这些老师的交往，垫高了我文学创作的起点，这很重要。一九九四年我进入贵州教育学院（现为贵州师范学院）读书，和贵阳文学圈内的朋友们，有了较为深厚的接触，时不时就会在一起吃饭、喝酒、听音乐，有时也说一些文学的事情，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是贵州文学的中坚力量。那个时候还真是好，只要拥有文学两个字，伸出手去，握在一起，我们便成了上好的朋友。朋友之间的相聚，断然少了如今的繁文缛节，可以随便择一个地方，坐下来便可以海阔天空，纵横捭阖，文学，是我们真正的血脉朋友。我第一次参加的笔会，是一九九〇年左右，在红枫湖，我就在那里，好好生生地在文学里呆了四天，那时候，何士光、李起超、黄祖康等等老师，还年轻着，也热心着，他们偶或也会对我们说些文学的这这那那，更多的，则是说着别的有趣事情，也都和文学有着多多少少关联，具体说了什么，早就忘记，但当时的温暖，还在。每天醒来，我们就在湖边走过，向晚时分，我们也在湖边走过。文学实在太过美好，连同湖边的树和水，也仿佛和文学密不可分，眼里看到的，也都是文学的所在。我之后参加过的笔会多，只是像这次一样铭刻在脑子里，不能从脑海里走开的，再也没有过。

这么些年做文学，或者文学推介，与省内外的媒体、期刊交道比较多，对内对外的情况，也多有了解。原本文学所要做的，就是人的本身，还有人生活的环境。这样说来，写好自己脚下的大地，写好你周遭的人群，写好自己，你也就写好了该写的文字。我不想说大话，也就愿意从眼下开始，自觉地处置好我们与世界的联络，我知道，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谐振，而不是对立，是友善和睦，而不是针锋相对。这样说来，面对我们的母土，面对我们小小的地域，实在说起来，该做的事太多。我不是刻意要去把自己圈在黔西北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之中，这是无奈之中的选择。只是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大气象，关键是你如何去写，去观照，一旦明转过来，也就自然把之前的被动写作，转换为主动写作，建立好地方文化谱系。这样的写作，就不只拥有了时间的长度，同时也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关键的是，在找到这一点时，太不容易，也太过艰难，就像暗夜里远天的一束光芒，要真正走到面前来，走过的路也不单是山重水复的简单对换，而是充满了生命蜕变的起起落落。之于文学，我不敢奢望还会出现八十年代光芒万丈的灿烂时刻，但我依然相信文学的美好，会永驻人间，永驻人心。

按说，黔西北应该四处充盈着文化气息，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是一个有浓烈文学情怀的地方。明代或明代以前，它当是贵州这片土地上，最有文化含量的所在，但之后的种种因由，慢慢衰落下来。但也不能说衰落到一无是处。可以这么说，近现代的黔西北文学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少，但也足够份量，正是他们，组构了贵州文学的浩瀚历史。黔西北的余达父、周素园两位老先生，无论是文本的光芒，还是文字里透见的思想，也都堪称比肩贵州先贤“郑莫黎”的一代宗师。他们的光芒被隐蔽着，藏匿着，也就鲜为外界知见，好在近几年对两位老先生的研究，已慢慢展开，初见效果。遗憾的是，之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我们的黔西北文学几为空白。大浪淘沙，过了些年头，九十年代到来，连同之后的近十年时间，这片土地上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黔西北作家群，尤其是黔西北青年作家群的兴起，更是风生水起，享誉黔省，更是得川滇的昭通、泸州、宜宾的同行们称颂。时间不长，黔西北文学曾经有过的成绩，再次停留下真空一般的空白里去。出人才，出作品，让能做事的人做好事情，完善机制，重铸辉煌，打造一支精锐之师，已经到了事在必行的时候。文学也是生产力，以文学的形式打造、提升地方影响力，真正做好，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我们毗邻的昭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尘世浩瀚，在伟大的大地面前，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我从来不愿意与这个世界针锋相对，而是找到一个和解的渠道，只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才能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我心安宁，便可透见真正的本我，让自己回到这世间最是美好的区位和象限上来。就不能不想到，爱好我脚下的这片大地，爱好我看到的这一片山川，便是爱好了我们的故土，爱好了我们的祖国，爱好了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尽管现在的情况不尽如意，但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也相信文学会让我们卑微的生活，变得高贵起来。这高贵起来的，不只是文学，更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