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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縻制度与士司制度下的溪州彭氏家族
  •    湘西古属溪州, 2010年,湘西古溪州老司城列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引起世人关注。老司城主人翁彭仕愁家族统治湘西818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末、元、明、清九朝,史跨中国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士司制度

          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男縻思想并实践于行政制度的是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下诏书,其中有:“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缊绳。显然,唐朝统治者已具有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焉縻"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记载,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中国以国家政治制度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元朝。土司制度完全形成、正式开始是在元代。元王朝时,实行“参用汉人”为官。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任用官职的土司制度,已成为一种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二者相同点在于,社会背暴相同,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统治者,都是奴隶主或衣奴主;管理模式相同,宽柔相济,恩威并用。目的相同,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封建王朝,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终极目的。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认识观念不同,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禽兽,蛮夷不可教化,运用管理会兽的办法,牵上牛鼻绳,套上马笼头。元朝统治者则把少数民族当作“吾民”。管理体系不同,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中另立的一种体系,元朝则将土官、士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的职官体系,土官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土司制度成为一种新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行政建制与职官称呼不同。羁縻制度下,行政建制基本采用郡、县制,职官称为剌史、县令。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行政建制改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当“司”成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且由本地土首所职掌,“士司不仅成为这些专设的行政建制的统称,也成为这些行政建制各级主要持掌者的通称。

          二、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溪州彭氏家族表现之比较

          一是管理范围缩小。 土司时期较之勇縻时期,溪州彭氏家族管辖的范围大为缩小;二是税赋上贡增加。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彭氏税赋上贡明显增加;三是军队由不征到调征。羁縻时期,彭氏土兵基本不征调,有溪州铜柱铭文为证:“本都兵士,亦不抽差。“士司时期,中央王朝不仅征调彭氏土兵,而且征调十分频繁,几乎参加国家用兵的各个方面,包括“御边、征蛮、征贼”。以明朝为例,永顺土兵被征调进行大小战役近60次,足迹北到辽东,东至浙江沿海,南抵广西,西达川陕。特别著名的是彭氏土兵三次抗倭出兵,荣称"东南战功第一”。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这一年中央王朝就4次征调永顺土兵进行军事战争。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更为密切。总体说,羁縻制度改善了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特别是溪州之战后。土司制度实施后,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在与中央王朝战争大为减少。五是与周边士司摩擦增多。土司制度较之馬縻制度时期,土司与周边的摩擦明显增多。一因朝廷政策,中央王朝为削弱边疆少数民族势力,采取"以蛮治蛮"政策,促使"蛮蛮"互斗。二因争夺资源,中央王朝奉行纳贡与馈赔,朝贡越勤越多回馈越多,回馈包括金钱、布盐、绸缎等物质利益,更包括封官赠袍等政治利益,促使邻近地方士司为争夺朝贡资源,不惜互动干戈。三因争夺地盘,永顺士司于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令九道水千总王戴千,百总王戴贵统兵千 ,侵犯_上峒长官司城之官坝,燕子岩等地。四因抢夺财产,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 ,桑植士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五为抢夺政权。六是封闭状态被打破。时至土司时期,写察时期的“蛮不出峒,汉不入童”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元朝前,彭氏统治的古溪州尚无学校,明引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 , 皇帝诏谕:“士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 , 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创建“若云书院" ,从溪州之外请来教师为其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

          三、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彭氏家族表现的启示

          启示之一,羁縻与士司,相联亦相别。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综上可见,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是有区别的两种古代行政管理制度。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羁縻制度产生于中古时代的少数民族反抗与斗争中,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土司制度产“生于羁察制度运行数百年后的实践总结,时遇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背景,从而使元朝产生土司制度成为可能。从溪州彭氏家族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中的表现看,两种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我们研究土司制度时,如果简单地把羁縻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等同,甚至认为写察制度就是土司制度,不仅混淆了两种制度,忽视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的特殊性,还会带来一些概念上的模糊,诸如“湘西士司八百年之类的误说常见于书刊、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又有内在的联系,土司制度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焉縻制度的改良、完善。

          启示之二,顺应潮流,适者生存,上演历史大剧。制度改革是统治者缓解矛盾的重要举措,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碰撞,是集团利益的调整。谁能顺应潮流,摆正利益,谁就有生存空间。彭氏家族每当遇到这种利益调整时,都能敏锐觉察,适度把握,见好即收,在三次重大制度改革中,扮演了重大历史角色。馬縻时期的“溪州之战”,创造了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将羁縻制度演绎到极致。土司时期,奉旨抗倭,大溃日寇荣耀“东南战功第- -”。改土归流,主动献士,不仅免遭流放,还得皇帝诏谕,赐官赏银,安置江西祖籍。

          启示之三,入乡随俗,开怀纳众,造就民族之源。彭氏家族统治湘西800多年,是与其入乡随俗,开怀纳众的品格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彭氏家族征服了本土蛮头,而本土文化征服了彭氏家族。彭氏家族来溪州后,穿的是当地衣,讲的是当地话,民间流传着士司王不会讲汉话的故事,不几代,便成为地道溪州人。

          启示之四,军政合一、兵民合一, 胜利之本。彭氏家族任溪州剌史期间,溪州仅万余人口,为何彭氏敢与5000兵马的楚兵作战?原因在于彭氏有一支兵民合一 的“士兵” ,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事耕凿。旗是寓兵于农的军政合-一组织,随时可以征调。凭借这支土兵,彭氏家族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得‘东南战功第一”的抗倭三杰彭翼南、彭明辅、彭荩臣,人人加功胥级。56次奉调出征,由于土兵作战勇敢,朝廷均给予彭氏土司加倍赏赐。彭氏家族的“兵民合一”与当今的“人民战争”虽有本质区别,却不无启发意义

          彭氏湘西士司王朝八百年

    湘西士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彭碱为溪州刺史开始经营世代基业。五代晋天福五年(937)溪州剌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立溪州铜柱铭誓起,以彭氏为首,据有湘西南北两江(沅水自辰溪以上,包括各个支流称南江,香水及其支流称北江)和澧水、楼水流域-带,彭氏主要地区在北江。他们自置官吏,拥兵自統,世代承袭,在五代和宋则称刺史或知州,入元以后则称宣慰使、宣抚使长官等司,统称土司。

    彭氏为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他是在晋天福前就雄长于五溪地区的了。铜柱记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28代,袭任35世(其中有兄终弟继者) ,历时818年,从而使溪州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可算得上是一一个长寿的士司王朝。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在春秋时期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汉置香阳县,故城在今王村镇,王村是当时土家族"士王”居住的地方,历有“楚蜀遁津之称。吴永安六年(263) ,魏诱诸蛮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即今王村。梁改大乡县。周天授二年(691) ,设溪州,天宝元年(742)改为灵溪郡, (以猛洞河支流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城。乾元元年(758), 又复为溪州。五代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元置永顺州。明洪武元年( 1368 ) , 升为水顺宣慰司,清雍正七年(1729)改士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并迁建县城于猛洞河畔,即今永顺县城。


          唐末农民起义,唐地方政权崩溃。溪州士家族首领彭球崛起,逐渐统一酉水流域各部族,后联台漫水(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以武力赶走老蛮头吴著冲,并将其困死于龙山洛塔山洞,随后相继征服惹巴冲等土苕。彭堿基本上统一溪州土家族地区后 ,于后梁开平四年(910)为溪州剌史(辖现在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彭碱死,其子士愁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彭氏逐渐强盛,拥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及懿、安、远、新、治、富、来、宁、南、顺、高等20州,为南北江(沅水、香水)靖边都誓主,设都城于会溪坪(酉水河岸),用木栅围城,谓誓下州。后晋天福四年(939) ,彭士愁率锦(今麻阳).奖(今芷江)和溪州诸蛮万余人征战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派刘京力(注:京力合为一个字)、廖匡齐率大军镇压,史称溪州之战,彭士愁据险与楚军作战,击毙楚军将领廖匡齐。天福五年(940) ,刘京力增兵围剿,切断彭军水运粮道,彭军战败,退守锦、奖。彭士愁遣次子师杲携带溪、锦、奖三州印绶,与楚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会溪坪野鸡坨(因修凤滩电站迁至王村镇)。铜柱镌刻溪州之战的经过及双方盟约条款,彭士愁仍为溪州刺史,取得合法地位,为其政权统治溪州八百余年奠定了基础(附《复溪州铜柱记》于后)。

    溪州之战的结局,从表面上看,彭士愁主动求和,似乎是失败者,但从双方签订的盟约来看,彭士愁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权益。诸如:楚国对溪州属地不征赋税;不抽兵丁;楚国军人和百姓不能随意进入溪州;彭士愁属下的各部落首长如有冒犯朝廷之处,只能由彭士愁科惩,楚国不能发军攻讨;彭士愁溪州剌史的职务亦由楚国王朝任命等等。这些条款明显地有利于彭士愁,不仅为其统一酉水流域建立传世八百余年的小朝廷奠定了基础,而且使香水流水流域的社会轶序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酉水流域人民的利益。后周显德三年(956) , 士愁死后,长子彭师裕袭靖边都誓主兼下溪州刺史。

          邹升光:溪州彭氏的族源考

           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历史中具有浓重的一笔,关于溪州彭氏的族源,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说”,其中著名学者潘光且认为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本人在作口述史过程中,发现“江西说”成为最通俗”的说法,这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一 种附会?鉴于对江西考的许多置疑,“江西说’似乎站不稳脚,而溪州彭氏最有可能是从川东(渝)迁入的巴人一支。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在历史上都是一 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些证明溪州彭氏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湘西北在历史上与川东(渝)的关系,更能说明溪州彭氏是以该地迁入的。溪州彭氏的迁入在湘西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江西考质疑

          关于溪州彭氏土司的族源考,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吉安彭构云-族说”,特别是著名学者潘光且就认为湘西士家族彭氏完全来源于江西。但是在查考史籍,翻阅族谱,县志及进行口述史过程中,本人发现许多矛盾与冲突。

          史籍不详与模糊。《资治通鉴》 第267卷载:" (梁开平四年即公元910年)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剌史彭墁{于赤石,楚兵救碱,掳骈以归。"可知这一战彭芘憩{在楚军援助下大胜。而《十国春秋.楚七.彭>载:“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辰州剌史彭碱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何以担任辰州剌史?何以“阖门遇害”?这与正史《资治通鉴》不合,姑且先认为它所载为真。《永顺县志》 记:“彭士愁,碱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授静边指挥使,封上柱国。“既然阖门逞害,为何还留一子在溪州 ?如果相信正史《资治通鉴》无误,但与族谱对照,又会发现矛盾。如《资治通鉴》第267卷载:”(公元909年)抚州剌史危全讽自称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师攻洪州,袁州剌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危全讽,淮南将周本大败全乘胜攻袁州,执剌史彭(彦)章进攻吉州。吉州剌史彭e谑n汲,楚王马殷表恢荽淌罚酉7度()渑!倍队浪撑硎献迤住芳牵骸傲嚎皆辏u907年,彭碱)率二子师裕,师晃统率蛮兵征进五溪,逐土蛮王吴若中于龙山洛塔,因此得其土地永,保龙等。”公元909年江西彭氏是被迫进入湖南, 投奔楚王马殷的,为何彭芘憩{毫无历史被景,就于907年入蛮地?彭氏土司在湘鄂渝黔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彭优砑逃i萄技谑吩兀憩{与彭士愁的父子关系却无记载,彭碱与彭士愁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不仅源于史籍等可靠资料的缺失,更在于族谱、县志的模糊不清。“家谱是-个家族的自我记录,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隐恶扬善,为亲者讳,攀宗附祖,牵强附会地夸大,编造本族的显赫的历史,按照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形象,规范先人的言行,随意地、甚至天方夜谭地溯源系流。”(《湖南家谱解读》邹华享)谭其骧也认为“家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湖南人由来考》)。永顺族谱也有通病,如记:"彭溆诔|求怂哪辏砟98岁。”可定其生卒年为:公元836年公元934年;彭彦希(士愁)卒于大路宋太宗兴国年间,享年73岁。 可定其生卒年为:公元903-公元907年,不难发现叔侄两辈占据了140年的时间跨度,更可笑的是《永顺县志》记:“彭士愁,碱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剌史,后继上溪州加检校司徒。“这意味著彭彦希7岁就当溪州剌史,可见《彭氏族谱》中关于溪州剌史来源江西是附会之说。附会有其历史原因,彭士愁为彭碱之子说最早应源于明正得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麟撰《永顺宣慰司志》及刘健所作《世忠堂铭》。明清时期、四川湖南江西之间有一股移民潮、即“江西埴湖南,湖南填四川。“这时期许多江西来的汉人进入湘西北地区,因为这些汉人掌握者先进的生产技术,善于经商,土司为了谋求自身发展,于是积极拉拢他们。”《永顺宣慰司志》的作者为了攀龙附凤,光祖耀宗,照抄了江西彭氏的家谱。“有的江西学者炫耀博学,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进行烦琐的考证,为永顺彭氏修谱进行了大量的卖弄活动,定下了两地彭氏的假亲关系。”(《彭氏愁并非汉人》) 彭关章迁入的江西籍,汉人为了更好的在湘西北定居生活,也认可了这种关系。大迁徙可能性不大,潘光且认为湘西北地区有其-贯性,该地区没有出现过全局性的迁入或迁出。"唐宋时期,居生在巴渝及其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开始以定居生活为主,迁徙变动不大。”(《彭水县志》)如果说湘西北土家族中的彭姓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那么要繁衍出土家族彭姓这-大宗族,唐宋时期就必须出现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混乱,但正史及地方志均无记载,事实上可能性也不存在。菩名学者谭其骧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文中指出:彭(]憩{兄弟与彭士愁、彭师皓父子“则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者也。“彭氏冒称彭碱之后,府县志皆信以为真,雍正五年永顺彭肇槐纳土后,招安插江西吉水县原籍,甚至清庭功令,亦真信无疑,故不但辞烦,特别史专以驳斥之。

          二、彭氏土司的迁入

    1、溪州彭氏应该是由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四省边区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整本。就民族构成来说,今天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这一 区域。在重庆有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地,在湘西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吉首、泸溪、桑植、大唐,湖北来凤.鹤峰、咸丰、宣恩五峰、长阳、利川恩施等县,黔东的桃松县等。关于土家族族源有多种说法,如“江西说、乌蛮说、蛮蜒说、羌人说、濮人说、土著说、巴人说“等,但不论其族源在哪里,士家族先民都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频繁迁徙 ;不论其民族主体是巴人还是其他,,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联系是密切的,经过不断迁徙融合,为后来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虽然湘鄂渝黔在行政区划上各个独立体,但从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看,它们仍是一 个统体。”武陵山脉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江、沅江间,菱延于湘西北之沅江、澧江间,迄常德西境平山上为古五溪蛮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五溪之-的酉水,其南源在渝境内的酉阳,经秀山流入湘西花垣河进入酉水,经黔东北松桃县的松江河亦至入酉水。其北源在鄂西宣恩,经来凤流入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酉水流域正是今天土家族主要分布区。单从这一流域的崖基看,便可窥见它们在风俗文化上的联系。湘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楚通黔、滇和蜀的水陆要道。”(公元前308年)秦谴司马错率巴书蜀众十万,大驳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

          湘西与黔东在历史上本属同-一个自然区域,两省行政区域的界线,自明永乐起才逐渐划清。乌江、沅江自贵州从西而东北向,为民族迁徙提供了良好的交通孔道,因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频繁的。"(罗维庆《土家族源于乌蛮考》) 古代巴国跟这一区域的联系也很密切,其在奉节、巫山一带与楚搭界,南达今黔江,乌江流域从四川涪陵清江及已迁到湘西北和黔东北的。这一点可以说明溪州彭氏迁入时,已有许多巴人在这一地区融合。


          从封建建制看,湘鄂黔渝联系也颇密切。湘西士家族地区古称溪州;川东士家族地区古称黔州,后改酉阳州;鄂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施州;黔东北古称思州。《永顺县志》中记有:溪州地域,东抵荆湖,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据归峡。唐中叶,这一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经济体了。“唐开元=十-年(公元733年)分江南道西部增置(黔中道) , 治所在今彭水县城,为全国十五道之一,其辖在今湖南的有 辰州、溪州,贞观元年(公元785年)黔中道治所辰州,三年迁回彭水。"( 彭水县志》)以后虽有变动,但彭水县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为黔中郡的治所,所以川(渝)东地区与湘西北的交往应该是很频繁的。"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湘西北) '溪洞蛮修黔州城(彭水县)。”(《湘西历史大事》) 历史上的湘鄂渝黔交界区在横向纵向上的立体式联系,可以证明溪州彭氏从川渝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溪州彭氏是土人而非汉人。永顺司系第七代有福石宠之名,保靖司系传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药哈俸、彭麦谷踵、大虫可宜、 彭南木处等名。土家语“呼长官曰冲,又曰送,又日踵,又日从。这些资料都可间接或直接证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汉人。”(《土家族简史》) 彭师裕儿子彭允林士名‘麦即把’,彭允林孙彭儒猛土名‘夫送’, 彭儒猛儿子彭仕蓑土名‘福送' ,彭仕羲儿子彭师晏士名’惹贴送‘等等。”(《历代稽勋录》)如果说这是汉化的结果,那么作为汉人的彭士愁的姓名为何有如此多的写法?《旧五代史》作“士愁”;《新五代史>作“士然”;《十国春秋》将“士愁仕然"并提;《资治通鉴》作”彦唏”;《续通志》作“自然”。事实上我们已经否定了溪州彭氏江西考了,这些土名就从一方面证明了溪州彭氏是土人。溪州彭氏之所以800年巍然不动,因为他们也是士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容易与当地土民发生大的冲突。

          3、溪州彭氏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板栀蛮(巴人一支)即是用彭排(旁排)御敌的巴人,即彭人。由于汉代以后。彭人(即板栀蛮)在今郁江流域活动,所以隋代今郁江叫彭水,成为彭水县得名之由。”(《彭水县志》)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巴师看锐....而《史记.周本纪>则称巴师为“彭人”,彭即巴也,亦称'彭水夷’,是川巴板的重要一支。 据徐仲舒先生考证,其中心在今川(渝)东彭水县濠阳镇,当属川巴板情无疑。”(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 何岳光在《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一文中论证了彭氏的迁徙过程:古代彭国人一支经过迁徙,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这条河因彭人所居住便叫彭水。大约于公元前6世纪时与康、微罗都先后被楚所灭。彭人从此离散, -部分南渡长江辗转散居于今湘鄂川(渝)边界丛山里和后来迁来的巴族杂居,可能与今天的土家族的彭姓有关。彭族氏的后裔经过长时间、长距离的迁徙后,达到湘鄂渝黔边区。古巴人已经过长期融合,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汉人了。总之,不论土家族彭姓源于汉姓,还是由于他们使用武器(彭排)的音变,或者源于巴姓中的“樊“”姓等其他说法,都可以证明与彭巴联系密切,溪州彭氏极有可能是从川渝迁入的巴人。实际上川东(渝东南)香阳士家族的联系更为密切。“酉东酉水河畔的三唔山,传说是士家族大姓彭、田、白三姓的族山,至今仍为辨族同异的依据。”今川黔鄂边各县姓冉的,绝大多数也都是由酉阳辗转迁徙去的。”(冉女林《酉阳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

          4、 迁入的时间、背景。 《复溪州铜柱记》载:“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由“三四代”可推知溪州彭氏士司先人,应于唐末迁入湘西北的。隋唐时期,巴渝地区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巴蜀地区北郊关中,东控荆湘, -旦朝廷有变,皇帝往往避乱于蜀中。唐末乾符三年(公元874年)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黄巢大军攻占潼关,唐僖宗仓皇出逃,次年初抵成都,僖宗幸蜀对巴蜀人民剥削变本加厉,巴蜀人民怨声载道。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巴蜀地区的邛州、涪州先后爆发了阡能、韩秀升起义。暴乱可能会弓起人口迁徙,于是-部分巴蜀人民向西迁入成为可能,但是大规模进入湘西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会引起这-地区的不稳定,而湘西北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徙和社会变动,所以只能是近距离.短时间的迁徙。居住在川东(渝东南)地区的土民,早就适应了这一一区域的生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因此能很快融入到湘西北士民中去,投靠强宗大族成为可能。

          迁入之后,溪州彭氏很快与当地土民融合,并不断拓展自己的力。" 窃意唐末溪州蛮中,有吴彭二氏,曾一度发生战争,结果彭胜吴败。彭氏至此,遂得世为诸蛮酋

          领。”(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 谭其骧是肯定有吴、彭之争的,即便正史中无记载,吴、彭之争则见于《龙山县志.卷六》:“其先有老童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

          洗罗、辰旗萤补、他砂诸里,皆其世士,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球谋逐吴著冲....余士归减。“其中引出了江西彭,姑且不将这些作为真实的历史描述而认为,有彭人与湘西北强宗大族发生争斗,那么这种可能性从而确定了彭氏在湘西北的地位,为联众抗楚英定基础。大约自东汉以前土家族各部处于不稳定状态,之后各部在对抗封建王朝斗争中相互援助日益增多。南北朝时期,土家族内部出现世袭制度,意味若稳定性在增强。隋唐武陵区形成“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者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的局面。"(《周书.蛮传》) 因此可见隋唐时彭姓影响力还很小,至于有无彭姓,有待考证。至唐土家族主要按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邻溪峒,”-峒为一部落”,首领靠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持部落内的联系。五代时期,马楚政权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因各土酋势力大小而委以不同的羁察州县职。但由于中央王朝与各勇察州县的关系,此时几乎已不存在,而且各部族忙于相互间征伐,部分少数民族首领便“自署刺史”。彭士愁在溪州之战前就自客溪州剌史”,这些发展说明了土家族的内部稳定性在增强, -方面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同时彭士愁能抗楚成为可能。

          5、溪州之战的影响。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 , 彭士愁率锦(麻阳--、奖(芷江)、溪(龙山)三州诸蛮,进攻辰澧州等地。楚王马希范派部将刘勃、刘全明率兵五千迎击。最后彭士愁追其子彭师皋率诸童酋降于刘勃。这场菩名的溪州之战,不仅在《复溪州铜柱记》上有详细记载,而且正史也有相关记载。溪州之战对湘西北土家族的影响是深远的,溪州铜柱铭文载:“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敢无师古,夺财贪地,实所不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剌史,就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栗,大赈贫民,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溪之将佐,衔恩感化,请立柱以誓焉。". 由此可见溪州之战缓和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彭士愁同时取得了溪州剌史的合法地位,为其独立王国的发展英定基础,标志着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土家族中崛起。“弹周大乡、三亭两县,若无税课,归顺之后,请祗依旧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却掠?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士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学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奏发大军诛伐,-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衹为证者。“马希范面对彭士愁的苛刻要求,回复道:“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税,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由此溪州彭氏取得了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治权,为湘西北土家族稳定连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为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英定基础。”铸铜柱为约 ,盟誓言和,从而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尊严,客观上有利于湘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民族志》)

          三、溪州彭氏迁入的意义

          溪州彭氏迁入无疑是适应和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的,因为他们也属于湘鄂渝黔的土民,在意识形态上与湘西北土民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彭氏从此跻身于士家族大姓行列。“彭氏成为溪州最大的领主,为巩固地位,用汉地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开发山区资源,客观上起推动作用。”(《民族志》) 溪州彭氏迁入无疑促进了这一地区生产发展,“溪州从北宋初便与朝廷保持贡赐’,以进贡方式与中央王朝进行经济联系,-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民间经济技术交流,为彭氏世袭统治奠定基础。"(《民族志》)溪彭统治期间,是湘西北土司制度重要领属,也是土家族这一- 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时期。当代有500多万彭姓者,湖南就占有18%。由此我们不否认历史长河中改姓的可能姓存在,但溪州彭氏应该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他们为湘西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他们依然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 作者邹升光,男,安徽省宁国市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04级历史师范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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